于谦在土木之变的非常之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都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学生

为什么师从儒家的韩非,最后反而变成法家的代表,是很多人要的问题?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趣历史小编带来的他因谋逆罪被诛杀,抄家时发现一间密室,打开后皇帝后悔莫及。

于谦入狱后说 找到这样东西可以证明我清白
英宗:清白也要杀你!,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下去。

渭分明,二者似乎搭不上边。比如,儒家说“性善”,法家说“性恶”;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法家提倡“以法治国”。二者的观点总是针锋相对。

每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靠造反才登上的皇位,而每一位皇帝最害怕的又是别人谋反,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在神化君主,教导百姓要忠君爱国,但是很少有皇帝能够用一颗仁心来对待老百姓。皇帝把大臣和百姓当成自己的工具和棋子,却要求他们把自己当作至高无上的神,即使自己滥杀无辜,也要百姓们山呼自己万岁万万岁。他因谋逆罪被诛杀,抄家时发现一间密室,打开后皇帝后悔莫及。

明朝名臣于谦之死,可以和宋朝抗金名将岳飞屈死风波亭并列为历史上两大冤案。于谦一生刚正廉洁,在土木之变后挺身而出,组织北京保卫战,挽救明王朝于摇摇欲坠之中。这样一个忠臣,却在夺门之变后,为徐有贞、石亨等人所嫉恨,以莫须有的的罪名问斩。

但是,它们似乎又有点“渊源”: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都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学生,尤其韩非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跟随荀子学习的韩非最后却成了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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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英宗来说,处死于谦是为了维护其皇位合法性的需要,对于徐有贞、石亨等人,处死于谦是为了排挤政治对手,他们也害怕于谦这样一位清正廉明的官员会阻碍他们的权位;对于其他大部分官员来说,于谦在土木之变的非常之时,没有选择英宗的儿子朱见深继位,而是选择了英宗弟弟朱祁钰继位,这本身就是对正统的挑战和打破。因此朝局回归正常以后,这些臣子们希望重新回归秩序,那作为秩序破坏者的于谦成为祭品也是应有之义,于是大家都知道于谦冤死,却很少有人为他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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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他是明朝名臣、家住杭州府钱塘县。于谦少年时期非常仰慕文天祥,他认为文天祥实施新政,有理想,有抱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为了学习文天祥不屈的气节,高尚的品质,有于谦的地方必有文天祥的画像,每当读书困倦时、遇到困难的时候,于谦都会以文天祥的故事来激励自己,警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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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恶”论: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

宣宗时期,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政治清明,都很重视于谦,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继位,正统初年,三杨都已去世,太监王振蛊惑皇帝,专权乱政。正统十四年瓦刺大汗也先率领大军进犯明朝北疆,王振鼓动皇帝御驾亲征。于谦等大臣极力反对,但于事无补。明英宗带领大明精锐出征,而王振朝令夕改,导致明军在土木堡大败,精锐全部丧失,明英宗被瓦刺俘虏。

正因为于谦“非死不可”,因此夺门之变前后许多诡异情节也就可以解释了。比如于谦明明手握重兵,而且事先觉察到了徐有贞等人的异动,可于谦没有阻止,因为于谦知道英宗复位是秩序的回归,这也是当时朝野上下的共识,所以夺门之变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暴乱,英宗只是发布了一道复位诏书,大臣们就照常上朝而再没有人去关心那个病重的景泰帝去哪里了。

做为先秦时期儒家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儒家的一些观点已经在荀子这里发生了“变异”,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性恶”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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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也知道自己非死不可,因此他没有选择逃避和反抗。夺门之变当晚,于谦的儿子于冕前来报信,他呵斥道:“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入狱后,于谦被判斩刑,他也不争辩,因为他知道他的死成全了大明江山的稳定。

与孟子只是在与他人的辩论中提到“性善”不同,荀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性恶“。他在里面直接提出了“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的观点。而且他认为,世界所有的丑恶和乱象都是由“性恶”导致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之欲,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公元1457年,景泰帝朱祁钰身染重病,正巧景泰帝的太子也病逝了。于是明英宗就在一帮太监的支持下重新登基,再次成为皇帝的明英宗在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怂恿下,马上判处于谦以谋反罪。并且不顾众臣强烈反对,随后将于谦斩首示众。民众皆知于谦冤枉。据说,当时的刽子手宁愿自杀也不杀于谦。后来,在锦衣卫将于谦抄家时发现,于谦家里连一件像样的东西也没有抄出来,却发现了一件密室。

但大明朝也是有“王法”的,处死于谦这样位高权重、功勋卓着的名臣,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过硬罪名。于是在徐有贞、石亨的炮制下,于谦最终以欲行不轨、谋划迎立襄王的罪名入狱。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处死,死在了那座他曾经用生命的北京城前,史载:天下冤之!

“性恶”论可谓是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韩非所说的“法、术、势”的基本假设都是“人性本恶”。基于这个观点,法家认为,人是“需要管的”;而且由于“人性本恶”,所以用道德教化去使人向善也是徒劳的。再退一步讲,就算人变得善良了,也不是道德提升的结果,而是人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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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对于“性恶”之人,不能使用“好言相劝”的方法,因为他的本性是恶的,道德感化起不了作用,所以必须用“刑名法术”。这就为法家的治国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韩非子·心度》篇中说到,“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而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就是说,“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要想克服这个问题,必须依靠严刑峻法。

弘治年间,于谦被追封为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在民间,百姓都视他为民族英雄,常年祭祀不止。于谦的一生忠直而无私,不畏奸恶强权,敢于主持正义,正如他自己写的诗《石灰吟》中描述的一样: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

迎立外藩这一罪名,本来就是编造出来的,其用意有二,一是这罪名够大,足以判于谦死刑甚至抄家灭族,二是此罪名不容易“证伪”,所谓“意欲”和岳飞的“莫须有”有异同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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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按《菽园杂记》里的一篇记载,于谦、大学士王文以迎立外藩罪名入狱后,于谦曾经辩称,要召亲王入京,必须要出示各王府的金印,如果于谦有意迎立襄王,那么宫中所藏的襄王府印就会被使者拿去,因此只要看襄王府印是否还在,就可以洗清于谦的嫌疑了。

“隆礼重法”:由“儒”向“法”的转变

结果令人意外的是,当时掌管尚宝监的太监们去查看各王府府印,唯独缺了襄王府的。众人于是也开始怀疑于谦是不是真的有不轨行为。

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有一条明显的“演变线”,就是越来越重视现实的功用: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再到荀子的“礼”,儒家提倡的东西越来越具体、“可操作”,并且由此可窥见其与法家的思路越来越接近。其中,荀子对于“由礼向法”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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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礼”的起源,《荀子·礼论》中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即“礼”的出现是为了调节人的本性中对利欲的追求。

就是此时,一个已经退休的老太监说:“在宣德年间,张太后曾经把襄王金印拿去了,至今没有归还。当时执行此事的老宫女如今尚在,她一定知道襄王金符的下落。”跑过去一问,事情确实如此。

而到后来,荀子发现,“礼”往往与人性发生冲突,或者说,由于人“性恶”,“礼”的运转并非十全十美。这时候,他又提出了“法”,即此时他意识到需要一种强制性来保证“礼”的实施。所以,荀子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说法,并将二者并称。

仁宗皇帝去世之时,张太后认为国家应该有年长的人来当皇帝,而英宗当时只有6岁,因此张太后想召襄王来继任皇位,因此取了襄王府符。但此事因为遭到了杨士奇、杨溥、杨荣等人的反对而作罢,府符于是便一直藏在太后宫中。后来太监们到张太后宫中寻找襄王府符,果然找到了,而且由于久未动用,已经积灰一寸有余。

与学生韩非只强调“法、术、势”不同,荀子虽以礼法并称,但仍认为“礼”高于“法”。《荀子·强国》篇中有云:“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礼”可以成就王业,而“法”只能成就霸业。并且,如果“礼”能得到执行,“法”自然会被遵守:“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但襄王府印的发现并没有洗涮于谦的清白,正如前文所说,处死于谦是英宗、徐有贞等人的需要,所谓罪名不过是找一个借口罢了。因此一同入狱的大学士王文在喊冤时,于说只是淡定地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

与前代的儒者不同,荀子除了重视“礼”,也意识到了“法”的作用。至此,可以说,荀子已经将一只脚迈进了法家的“门槛”,而他的学生韩非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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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为什么说“三晋”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

说到法家,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代表人物大都出自“三晋”地区或主要在这一带活动。如韩非、申不害是韩国人,慎到是赵国人,李悝是魏人,而更为人熟知的商鞅在去秦国之前也主要在魏国活动。

那么这里面只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三晋,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合成。因其国君原为晋国六卿,且于公元前453年联手打败原晋国执政智氏,并在日后瓜分了晋国,故合成为“三晋”。

从地理上看,“三晋”位于战国七雄中的中间位置:西面是秦国,东面有燕、齐,南方则是楚国——可谓是在“夹缝中生存”。尤其是赵国,西边要应对秦国不断东扩的野心,北方又要抵御少数民族的侵扰,所以这一地区的人可谓“生于忧患”。这种生存环境往往会使人特别重视现实的利害,即“活下去并活得好比什么都重要”、“经世致用”比“高谈阔论”更有市场。这就为法家思想的诞生和实施提供了很好的现实土壤。

《战国策·齐策》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三晋”地区法家思想的深入人心。

齐国派人出使赵国,面见赵威后。赵威后询问使者有关齐国的三个“处士”的事情,他们分别是钟离子、叶阳子和婴儿子。可以说,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人,但赵威后并不是要赞赏他们,而是质问使者为什么齐王没有让他们出来做官、辅助齐王。因为在她的眼中,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助王”——只要你的行为有利于国君的统治,你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表彰你的品德多高尚。

紧接着,赵威后又问起了另一个人的情况:“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说一个叫“于陵子仲”的人,既不臣服于齐王,也不治理自己的家业,更不与其他国家来往。

说到这里,赵威后突然话锋一转:“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这是带领人民去做对国君无用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杀掉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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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威后眼中,只要是对国君无用的人,都应该杀掉,哪怕你只是个“隐士”。这与法家的思想如出一辙:在法家的理论中,个体没有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价值。如果你的行为威胁到了君王的统治,自然是要被杀掉的;而如果你想做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却也是不得的。即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完全取决于能否“助王”这一点。

自秦以降,历朝历代都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思想治理国家。虽然两者在许多观点上都截然相反,但也并非毫无联系。这一点在荀子和韩非身上可以找到一些渊源,而这也是我们学习古代先贤思想的一个很好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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