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兼任广州行营参谋长,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中国著名音乐家,开辟了中国新音乐。聂耳出生于云南省昆明,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人物生平
童年时代 1912年
2月14日(农历辛亥年腊月廿七),聂耳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73号。
1916年7月17日,聂耳的父亲病故,家庭经济立即陷入困境。后依靠他母亲的努力,通过了医生鉴定的考试,获得正式挂牌给人治病的资格,同时仍兼成春堂制药、卖药的经营,勉强负起全家的经济重担。
1919年,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学习非常刻苦努力,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初小结业后,因生活艰难,无法按学校的规定缴纳童子军服装费,被迫转学。
求学时代
1922年春,进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学习,由于他的成绩优秀,得到减免学杂费的待遇。他从小就明显表露出对音乐的爱好,先后向其家人及邻居邱木匠学习民族乐器(竹笛、二胡、三弦、月琴等)的吹奏并对当地民间音乐(如滇戏、花灯、洞经调等)开始接触。热情投入求实小学的课余音乐活动,曾被选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学生音乐团的指挥等,并曾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
1925年,小学毕业,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学习期间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如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等),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等。在其作文课业中表现出对时事的关注及鲜明的同情劳动人民的观点。同时,每天晚上参加由法籍教师柏希文所开办的英语学会,进行英语的补习,并向柏氏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积极热情参与校内外的业余音乐活动。
1927年,夏初中毕业。
1927年秋—1928年冬历经三榜考试,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主修英语。—-结识后来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音乐教师的张庾候,开始随张学习小提琴。并与其三哥聂叙伦、友人李家鼎等经常在家里进行民乐合奏等活动。参加学校里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组织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开始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读物。参加由当地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济难会”,多次从事给被关押的革命同志进行接济等工作。
参加革命
1928年正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及进行有关刻印、张贴传单以及参加示游行等活动。
1928年11月底,出于投入实际斗争的革命愿望,他瞒着家庭报名参加滇系军阀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中经越南、香港等地,到达湖南的郴州,接受所谓新兵训练。当年底,离开新兵队,任特务连的上士文书。
1929年3月随军官赴广州,4月8日被该部队遣散,流落广州。4月中旬,以聂紫艺的名字,考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音乐班,但入学后发现与其志愿不合,即离所。5月6日,靠朋友的借款,得以返回昆明家乡。
1929年5月回昆明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学习。仍然作为学校的课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当年10月,开始参加该校的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与其在云南的初恋女友袁春晖结识。在昆明发生大爆炸后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的各项针对反动派的斗争,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在毕业前夕,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在其家庭的帮助下于7月10日随云南一商人匆匆逃离昆明,绕道海防、香港、到达上海。
1930年7月18日到达上海,在云丰申庄从事杂役性的工作,开始没有工资,于8月下旬,才给以每月十五元的低薪。11月,经朋友介绍参加由上海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发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
1931年3月19日云丰申庄倒闭。聂耳随即失业,开始四处寻找职业。 创作生涯
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
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聂耳于1934年底,聂耳搬至淮海中路1258号三层阁楼居住,现聂耳旧居为民居。
1935年初,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作曲,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随后为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去日本学习。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3年,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 离奇身亡
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聂耳的作品
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37首歌曲,大多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准确地塑造了工人、歌女、报童等劳动群众的音乐形象。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聂耳的这些歌曲,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有《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码头工人》、《新女性》、《毕业歌》、《飞花歌》、《铁蹄下的歌女》、《卖报歌》、《梅娘曲》等。他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他的音乐创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明确了方向,树立了榜样。聂耳的故事
名字由来
聂守信年轻的时候,对音乐特别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
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不但能表演舞蹈,模仿各种人说话,而且还能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大伙儿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总经理给聂守信送礼物,并称他为“聂耳博士”。聂守信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聂”的繁体字“聂”)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改名为聂耳。
热爱音乐
聂耳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创作国歌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毕业歌聂耳
田汉词、聂耳曲,齐唱,是电影《桃李劫》插曲,同时也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
此歌作于1934年。该片描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学生坎坷的生活道路。影片《桃李劫》摄于1934年,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新开拍的左翼电影阵地——电通影片公司制作的第一部影片。影片讲了一对新毕业的青年学生参加工作以后理想不能实现,逐渐落得家破人亡的故事。
《毕业歌》就是影片中一群青年毕业前欢聚一堂时唱的,《毕业歌》昂扬奋发的调子极好得渲染了影片开端的情绪,使人颇涉遐思。年轻的激情,爱国的深情,以及二十来岁的人所特有的那种目空一切、踌躇满志的感觉。虽然不同时代环境变化很大,但年轻的心是相通的,同样轻率,飘逸,火热。后来随着故事地变化,《毕业歌》的旋律几乎消失了,直到最后,男主人公身陷囹圄,老校长来看他时,《毕业歌》模糊地飘起,使悲剧情绪迅即加强,观者恸不可已。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悲惨故事,其悲感是有限的,而《毕业歌》的飘荡,,使人感觉受伤害的是所有人的年轻之梦,这正是《毕业歌》在《桃李劫》这部影片中的感染力所在。
由于歌曲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因此深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所喜爱,在我国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业歌》随着影片公映,旋即成为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救亡的进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2015年8月26日,《毕业歌》入选“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聂耳墓
在云南昆明西山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有一片缓坡,松柏森森,绿树丛中,长眠着人民音乐家聂耳。他的墓地呈琴状,主体为琴盘,墓穴琴颈,道上七个花台,呈琴品状,象征着七个音阶;道上的24级石阶,示意着他仅活了24岁。琴盘顶部,七块晶莹的墨石上,分两行横书“人民音乐家聂耳墓”。墓地设计新颖,构思精巧,既富于特点,又显得庄严大方。
聂耳原葬在高至华亭寺之间公路西侧上方,墓系青石镶砌,简单朴素,有徐嘉瑞撰写的碑文。1954年,人民政府进行培修时,由郭沫若重撰碑文。1980年,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重建新墓,同年5月13日,迁葬于此。人物评价
郭沫若在聂耳去世后称其为“人民音乐家”,“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凤凰网发表文章称:“从云南走到全国、走向世界的人民音乐家聂耳,是我国新音乐的先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青乐运动的杰出代表,是中国音乐史上一面光辉的旗帜。”
2009年被中国政府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09年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张晖发表文章称其“是第一个在歌曲中塑造了中国无产阶级光辉形象的作曲家,是我国当之无愧的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2012年纪念聂耳诞辰百年图片展上评价聂耳是“勤奋努力、向往光明与进步的热血青年”,称“聂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2012年第五期《文史参考》雷蕾刊发文章称聂耳为“国之歌者”。

钱大昕自号“潜研老人”,是清朝著名学者、史学家、汉学家,人称之为一代儒宗,被誉为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钱大昕著有《十驾斋养新录》、《二十二史考异》等作品,他训诂治学、推崇汉儒、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抨击,生前就已经闻名海内外,受到众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人物生平
钱大昕生于雍正六年正月七日(1728年2月16日),卒于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1804年11月2日)。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清高宗弘历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复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四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十二子书。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又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及《天球图》诸书。
后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
四十年,居丧归里,引疾不仕。嘉庆初,仁宗亲政,廷臣致书劝出,皆婉言报谢。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称潜研老人。其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虽主张从训诂以求义理,但不专治一经,亦不墨守汉儒家法。
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同时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其他考史著作。
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对宋、辽、金、元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为专精。他曾打算重修《元史》,未成。著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元诗记事》、《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除史学外,于所涉诸学,多有创获。《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为其研治天文历算学的代表作,深为同时学者推重。“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更是其在音韵学上的卓见。
钱大昕有《十驾斋养新录》,后世以之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赞钱氏为“一代儒宗”。大昕并非知古而不知今的考据学者,他往往以考史论学的形式,隐寓对清廷弊政的不满。所着《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多所反映。乾嘉时期,首重经学,大昕力倡治史,既博且精,对转变一时学术趋向影响甚大。一生着述甚富,后世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钱大昕观弈
钱大昕默坐观弈的故事:我在朋友家里看下棋。一位客人多次输棋,我讥笑他失算,总是想替他改放棋子,认为他赶不上自己。过一会儿,客人请求和我下棋,我非常轻视他。刚刚下了几个棋子,客人已经取得主动的形势。棋局快到中盘的时候,我思考得更加艰苦,而客人却轻松有余。终局计算双方棋子,客人赢我十三子。我很惭愧,不能说出一句话。以后有人邀请我观看下棋,我便整天默默地坐着罢了。
现在求学的人读古人的书,常常非议古人的错误;和现在的人相处,也喜欢说别人的错误。人本来就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试试彼此交换位置来相处,心平气和地估计一下,自己真的没有一点失误吗?自己能够认识别人的失误但是不能看到自己的失误,自己能够指出别人的小失误但是不能看到自己的大失误,自己检查自己的失误尚且没有时间,哪里有时间议论别人呢!
棋艺的高低,是有标准的,一着的失误,人们都看得见,即使想回护以前的错误也是隐瞒不了的。事理方面的问题,人人都赞成自己认为正确的,人人反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现在世间没有孔子那样圣人,谁能断定真正的正确与错误?那么别人的失误未必不是有所得,自己没有失误未必不是大失误,但是人们彼此互相讥笑,没有停止的时候,简直连看棋的人都不如了。
钱大昕总结道,现在求学的人读古人的书,常常非议古人的错误;和现在的人相处,也喜欢说别人的错误。人本来就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试试彼此交换位置来相处,心平气和地估计一下就能够认识别人的失误,也能看到自己的失误!钱大昕代表作
代表作有《十驾斋养新录》、《二十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等。
一生着述甚富,后世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人物评价
钱大昕是一位“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
①王俊义较为全面的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指出钱大昕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他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着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另外,王俊义还研究了钱大昕的义理观,认为钱大昕主张通训诂而明经,经明而义理即明,不存在六经之外的义理,亦不在文字、声音、训诂之外求义理,也就是寓义理于训诂,将考据学放在第一位。
②周清澍总结了钱大昕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音韵学、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吕友仁归纳了钱大昕“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即不分门户,唯是之从;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文必己出,反对剽窃;平等讨论,知错即改;订讹规过,意存忠厚;奖拔人才,折节交下。并对《潜研堂集》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也指出了钱大昕的局限。方诗铭、周殿杰合著的《钱大昕》一书,对钱大昕的生平、史学成就、对《宋史》的考订、对《元史》的研究、金石学的成就、文字音韵学的建树以及天文历算学的贡献都进行了探讨,通过较深入的研究,充分肯定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的史学大师。
③张舜徽撰《钱大昕学记》一文,全面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同样给予极高评价。
④王记录指出,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着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的学术传统,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另外,王记录还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把钱大昕归为吴派的看法提出质疑,指出钱大昕与吴派首领惠栋之间没有师承关系,在治学旨趣上大异其趣,研究重点更是不同。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
⑤龚江红、张淑艳则重点分析了钱氏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史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能把史学与现实弊病联系起来研究。
⑥戴逸指出钱大昕开启了近代历史考证学的先河,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对官修史书进行考校,重视舆地、官制、氏族,在金石学、历史文献学、音韵学、天算学等方面成就卓着。钱大昕还对现实发表了很多看法。他的治学精神体现了一定的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因素。
⑦倪所安也认为钱大昕学问博大精深,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学、金石、诗文等领域均成就卓著。尤其在史学上,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史学的崇高地位。
⑧施丁则对钱大昕的人格进行了考察,指出钱大昕为人为学具有诚厚谦逊的优良品质。对同辈学者亲切交往、坦诚相待,对前辈学者由衷尊崇又贡献己见,对古代学者实事求是而不刻意苛求,对晚辈学者真诚诱导和热情提携,与历来文人学者中骄与吝两种不良倾向迥然不同,值得继承和发扬。
⑨虞万里指出钱大昕的学问成就主要在经学和史学,这些学问又以其深湛的校勘、版本、目录知识为枢纽而贯串综合之。特别是钱大昕在其勤奋着述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学者风范,更值得后人学习。
⑩许苏民考察了钱大昕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中的作用,认为钱氏的言论具有近代人文觉醒的新观念。路新生认为钱大昕治学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在文论、史论以及探求儒家之“理”方面见解深刻。

钱大钧是国民党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深得蒋信赖与欣赏。钱大钧出生江苏昆山的商人之家,早年参加过反清倒袁活动、东征、中原大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曾任军统局局长、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位。1982年,钱大钧病逝台北,终年90岁。人物生平
1913年,参加上海袭击兵工厂之役,失败后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队十二期炮兵科留学,1914年初钱大钧去日本,进入东京大森浩然学社;10月加入中华革命党;本年底因日本侵占青岛,钱大钧愤而回国,入武汉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肄业。
1916年1月,全国爆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钱大钧联络同志积极开展倒袁,引起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怀疑,遂秘密来到上海,在《时世新报》任日文翻译;6月袁世凯死,护国战争结束,钱大钧回湖北陆军预备学校继续学业,12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留学预备队,编属入伍生炮兵队。
1917年4月,钱大钧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学习,12月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二期炮兵科学习。
1919年5月,钱大钧毕业回国,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第四队分队长。
1924年,任黄埔军校兵器教官、代总教官、参谋处长、军校教导营长、团长、国民革命军第1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第20师师长,广州警备司令,参加第一、第二次东征,大败陈炯明。
1925年1月,任黄埔军校本部少将参谋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12
日东征军进攻淡水城,军校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贻误战机被撤职,钱大钧代理军教导第二团团长,击败敌军;3月12日教导第一团在棉湖遭到敌军林虎部围攻,钱大钧情况判断错误,教导二团未能及时赶到鲤湖攻击敌人侧背,致使教导一团伤亡惨重,后教导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刘尧辰主动出击,敌军腹背受敌全线溃败,学生军大获全胜;4月20日黄埔军官学校教导第三团成立,钱大钧兼任少将团长,23日任党军第一旅第三团团长,4月底又兼任黄埔军校代理教育长,并代行校长职务;6月参加了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的战斗;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22日攻打海陆丰;12月22日,钱大钧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兼参谋长。
1927年后,历任北路军总指挥、第三十二军军长、第3师师长等职。曾率部同贺龙、叶挺率领之红军作战、参与镇压广州起义。
1928年,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后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教导第三师师长等职。参加蒋冯阎大战。
1930年5月,钱大钧任南方前线总指挥,参加中原大战;7月兼教导第三师师长,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学员、教官编而成,辖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11月7日教导第三师改编为陆军第十四师,钱大钧任师长;11月随陈诚到日本参观秋操。
1931年,兼任武汉要塞司令,第89师师长。
1932年,任第十三军军长、保定行营主任,豫鄂皖三省“剿共”军中路预备队指挥官、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武昌行营参谋长,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广州行营参谋长,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参谋长、主任、运输统制局参谋长、秘书长。西安事变时中弹受伤。
1935年4月4日,晋任陆军中将。
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在南京成立,钱大钧的第一处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侍从室成为直接秉承蒋介石意旨办事的实际权力机构,其地位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钱大钧活动保定军校同学余汉谋反陈济棠,成功地解决了反蒋事变;
1936年9月26日,国民政府特加钱大钧陆军上将衔;11月兼任广州行营参谋长,全权处理行营重大军事决策;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钱大钧在华清池全力保护蒋介石脱险,指挥警卫部队拼死抵抗,被乱枪击中右胸重伤,被东北军急送医院抢救才幸免于难,25日事变和平解决,27日钱大钧等要员被释放。
1937年1月,钱大钧到上海养伤,2月伤愈后仍任侍从室主任和侍卫长,后改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大钧随蒋介石巡视各地防务,并奉命两次到前线劳军;11月指挥有关部门将故宫古物七千余箱抢运重庆,保护了大批国宝文物。
1938年2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改组,钱大钧任主任委员,专门指挥空军对日作战;4月29日参加指挥了武汉空中保卫战;5月20日组织空军远航到日本福冈、长崎投放“纸炸弹”,激励了中国士兵的士气,在国际上影响很大;11月,钱大钧和俞济时被蒋介石派往长沙调查“文夕大火”事件,张治中受到革职留任处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被执行枪决。
1939年初,钱大钧经宋美龄批准分配一批航空特别费时,只分给了少数几个高级官员,有人将此事密报蒋介石,被撤职查办,他在成都创办西泉中学,自任校长。
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利用“接收”之机大肆搜刮民财;10月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1949年2月19日,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3月29日任川康滇黔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
1950年5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2年10月22日,奉命假退役,任“总统府咨政”。
1958年5月24日,领队参加第三届亚运会。
1960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
1963年,钱大钧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
1966年1月,“华航”向美国采购波音七二七喷气客机五架,开创了中国民航史上使用喷气客机的先例。1968年1月,钱大钧转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名誉董事长。
1969年4月,被聘为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
1973年,任台湾“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
1976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1年4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
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因肝癌在台北“三军总医院”去世,终年九十岁。
钱大钧拟制的作战计划,不仅为蒋介石所欣赏,也使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和“半个军事家”的刘斐等折服。钱大钧的五个子女
钱大钧生前有两位妻子。为欧阳藻丽、欧阳生丽姐妹俩。与欧阳藻丽为原配夫妻,生有五个子女。与欧阳生丽子女不详,未见相关报道资料。钱大钧及两夫人照片
如图所示,这就是钱大钧与两夫人的照片。大夫人欧阳藻丽长得很靓丽,在早年就与钧大钱结婚。二夫人欧阳生丽是大夫人的妹妹。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天生俏丽多娇。
身材修长的她又时尚有惊艳。性格开朗且和姐姐一样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据说钱大钧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迷恋上了这个小姨子,而后来应大夫人之托取了小姨子,这样的事情就如同美梦成真,让钧大钱感到非常开心。
作为蒋介石身边的八大金刚之一,夸张点说,钱大钧也算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从其外表上来看,钧大钱也是一位相貌堂堂,风度翩翩的帅哥。但是他最大的缺点便是好色与贪恋金权,要不然也不会早早就对大夫人的妹妹垂涎三尺。因为提前过于追求物质生活,三番五次触犯了蒋介石,所以他的地位潮起潮落也是难免的。但这也不影响钧大钱的婚姻生活。他的婚姻可以说是传奇的,博得了两位美人的芳心。这也的姻缘可以被称作是民国奇闻。
话说大夫人欧阳藻丽同意钧大钱娶自己的妹妹是事出有因。那时候的欧阳藻丽病危,但是怕丈夫再娶妻而自己年幼的孩子会遭到后妻的排斥,于是把钧大钱叫到身边来。她表示自己死后只能娶妹妹欧阳生丽,不准娶别人。妹妹既是自己的亲人又是自己孩子的小姨,又是后妈,可谓是亲上加亲。于是这桩姻缘便促成了。钱大钧故居
钱大钧故居,俗称钱氏别墅,位于人民路平门桥西南堍,始建于民国二十年代末,已列为苏州市控制保护建筑。
北伐战争初期,钱大钧曾经率部队驻防苏州。过后,钱大钧便在平门桥旁,建起了一座私人别墅,俗称“钱氏别墅”。别墅内,建起一大一小两幢中西合璧的洋房以及花园。苏州解放后,钱大钧故居作为敌产被没收,先后由苏州铁路中学、铁师附中等使用并管理。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校将故居作为三产,租赁给外人开设平门饭店等餐馆,对故居原貌造成一定的损害。2007年,钱大钧故居地块被开发,定位于高档别墅小区,名“桃坞郡府”。作为危房的钱大钧故居,落架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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