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3月16日生于德国埃尔朗根城,中国哲学史研究

乔治·西蒙·欧姆(Georg Simon
Ohm,1787年3月16日-1854年7月6日),德国物理学家。1826年,欧姆发现了电学上的一个重要定律——欧姆定律,这是他最大的贡献。欧姆定律及其公式的发现,给电学的计算,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人们为纪念他,将电阻的单位定为欧姆。除了发现欧姆定律之外,他还发现欧姆位向定律、欧姆听觉定律,并获得科普利奖章。代表作品有《动电电路的数学研究》等。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乔治·西蒙·欧姆
,1789年3月16日生于德国埃尔朗根城,父亲自学了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知识,并教给少年时期的欧姆,唤起了欧姆对科学的兴趣。然而他的成就对我们后人的意义是非常远大的。
欧姆1789年3月16日出生于德国埃尔朗根的一个锁匠世家,父亲乔安·渥夫甘·欧姆是一位锁匠,母亲玛莉亚·伊丽莎白·贝克是埃尔朗根的裁缝师之女。虽然欧姆的父母亲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但是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高水平的自学程度足以让他给孩子们出色的教育。欧姆的一些兄弟姊妹们在幼年时期死亡,只有三个孩子存活下来,这三个孩子分别是他、他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弟弟马丁·欧姆(Martin
Ohm,1792年—1872年)和他的姊姊伊丽莎白·芭芭拉。他的母亲在他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早年经历
幼年时期的初期,格奥尔格·西蒙和马丁高程度的数学、物理、化学和哲学是受他们的父亲所教。格奥尔格·西蒙在11岁至15岁时曾上埃尔朗根高级中学,在那里他接受到了一点点科学知识的培养,并且感受到学校所教授的与父亲所传授的有着非常鲜明的不同。格奥尔格·西蒙·欧姆15岁时接受了埃尔朗根大学教授卡尔·克利斯坦·凡·兰格斯多弗(Karl
Christian von
Langsdorf)的一次测试,他注意到欧姆在数学领域异于常人的出众天赋,他甚至在结论上写道,从锁匠之家将诞生出另一对伯努利兄弟。
大学生活
1805年,16岁的欧姆进入埃尔朗根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他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而是在跳舞、滑冰和台球上花费了大把的时间。欧姆的父亲对于欧姆如此浪费受教育的机会,而感到非常愤怒,于是把欧姆送到了瑞士。
1806年9月,欧姆在Gottstadtbei Nydau的一所学校取得了数学教师的职务。
16岁时他进入埃尔朗根大学研究数学、物理与哲学,由于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到1813年才完成博士学业。欧姆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由于缺少资料和仪器,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他在孤独与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自己动手制作仪器。
欧姆对导线中的电流进行了研究。他从傅立叶发现的热传导规律受到启发,导热杆中两点间的热流正比于这两点间的温度差。因而欧姆认为,电流现象与此相似,猜想导线中两点之间的电流也许正比于它们之间的某种驱动力,即所称的电动势。欧姆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开始他用伏打电堆作电源,但是因为电流不稳定,效果不好。后来他接受别人的建议改用温差电池作电源,从而保证了电流的稳定性。但是如何测量电流的大小,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开始,欧姆利用电流的热效应,用热胀冷缩的方法来测量电流,但这种方法难以得到精确的结果。后来他把奥斯特关于电流磁效应的发现和库仑扭秤结合起来,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电流扭秤,用一根扭丝悬挂一磁针,让通电导线和磁针都沿子午线方向平行放置;再用铋和铜温差电池,一端浸在沸水中,另一端浸在碎冰中,并用两个水银槽作电极,与铜线相连。当导线中通过电流时,磁针的偏转角与导线中的电流成正比。实验中他用粗细相同、长度不同的八根铜导线进行了测量,得出了如下的等式:
X=a/
式中X为磁效应强度,即电流的大小;a是与激发力有关的常数,即电动势;x表示导线的长度,b是与电路其余部分的电阻有关的常数,b+x实际上表示电路的总电阻。这个结果于1826年发表。1827年欧姆又在《动电电路的数学研究》一书中,把他的实验规律总结成如下公式:
S=γE。
式中S表示电流;E表示电动力,即导线两端的电势差,γ为导线对电流的传导率,其倒数即为电阻。
欧姆定律发现初期,许多物理学家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发现,并遭到怀疑和尖锐的批评。研究成果被忽视,经济极其困难,使欧姆精神抑郁。直到184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最高荣誉的科普利金牌,才引起德国科学界的重视。
欧姆在自己的许多著作里还证明了:电阻与导体的长度成正比,与导体的横截面积和传导性成反比;在稳定电流的情况下,电荷不仅在导体的表面上,而且在导体的整个截面上运动。
教学生涯
卡尔·克利斯坦·凡·兰格斯多弗在1809年离开埃尔朗根大学前往海德堡大学任教,欧姆提出希望跟他一起前往海德堡重新开始他的数学学习,但是兰格斯多弗建议欧姆继续自学数学,并建议他阅读欧拉、拉普拉斯和拉克洛瓦的著作。欧姆接受了兰格斯多弗的建议,一边任教一边继续自学数学。
22岁时,欧姆回到埃尔朗根,并在1811年以论文《光线和色彩》(Lichtund
Farben)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埃尔朗根做了3个学期的数学讲师。此后分别于1813年在班贝格、1817年在科隆、1826年在柏林的几家中学任教。
欧姆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当时仍没有被普遍研究的电学,
1833年成为纽伦堡皇家综合技术学校的教授,1839年起担任该校的校长,1849年起任教于慕尼黑大学,1852年成为实验物理学教授。
逆境生活
欧姆爱好物理和数学,欧姆自幼受到父亲的教导,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得到了不少的启迪。在大学期间,因生活困难,不得不退学去做家庭教师。但他仍然坚持学习,终于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几处中学任教,并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进行科学研究。
欧姆正处在电学飞速发展的时期,新的电学成果不断地涌现,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激励着他去进一步探索一个重要的问题:使用伏打电池的电路中,电流强度可能随电池数目的增多而增大,但是,这中间到底存在什么规律呢?他决心通过实验寻找答案。
当时还没有测量电流强弱的仪器,欧姆曾设想用电流的热效应去测量电流的强弱,但没有成功。
1821年施魏格尔和波根多夫发明了一种原始的电流计,这个仪器的发明使欧姆受到鼓舞。他利用业余时间,向工人学习多种加工技能,决心制作必要的电学仪器与设备。为了准确地量度电流,他巧妙地利用电流的磁效应设计了一个电流扭秤。用一根扭丝挂一个磁针,让通电的导线与这个磁针平行放置,当导线中有电流通过时,磁针就偏转一定的角度,由此可以判断导线中电流的强弱了。他把自己制作的电流计连在电路中,并创造性地在放磁针的度盘上划上刻度,以便记录实验的数据。
这样,1825年从根据实验结果得出了一个公式,可惜是错的,用这个公式计算的结果与欧姆本人后来的实验也不一致。欧姆很后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打算收回已发出的论文,可是已经晚了,论文已发散出去了。急于求成的轻率做法,使他吃了苦头,科学家对他也表示反感,认为他是假充内行。
欧姆决心要挽回影响和损失,更重要的是还要继续通过实验找规律。这时欧姆多么需要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啊!当时有位科学家叫波根多夫,从欧姆这位中学教师身上看到了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才华,写信鼓励欧姆继续干下去。并建议他在实验中,使用更加稳定的塞贝克温差电池。这种电池是1821年由塞贝克发明的,它的原理是:用钢、铋两种不同的导线连接而组成的电路中,两个接头的温度不同时可以产生电流,温差越大,电流越强。欧姆鼓起勇气,用了温差电池重新认真地做实现,他把一个接头浸入沸水中,温度保持100℃,另一接头埋入冰块,温度保持0℃,从而保证一个能供应稳定电压的电源。多次实验之后,终于在1827年提出了一个关系式:X=a/式中X表示电流强度,a表示电动势,b+x表示电阻,b是电源内部的电阻,x为外部电路的电阻。这就是欧姆定律,这在电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但是,科学界仍不承认欧姆的科学发现,许多人对他还抱有成见,甚至认为定律太简单,不足为信。这一切使欧姆也感到万分痛苦和失望。
但是,真理之光终究会放射出来的。说来也凑巧,1831年有位叫波利特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得到的是与欧姆同样的结果。这才引起科学界对欧姆的重新注意。
184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科普利金质奖章,并且宣称欧姆定律是“在精密实验领域中最突出的发现”。他得到了应有的荣誉。
1854年欧姆与世长辞。十年之后英国科学促进会为了纪念他,决定用欧姆的名字作为电阻单位的名称。使人们每当使用这个术语时,总会想起这位勤奋顽强、卓有才能的中学教师。
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的简述是:在同一电路中,通过某段导体的电流跟这段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这段导体的电阻成反比。该定律是由德国物理学家乔治·西蒙·欧姆1826年4月发表的《金属导电定律的测定》论文提出的。
随研究电路工作的进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欧姆定律的重要性,欧姆本人的声誉也大大提高。为了纪念欧姆对电磁学的贡献,物理学界将电阻的单位命名为欧姆,以符号Ω表示。
欧姆接触
欧姆接触是指金属与半导体的接触,而其接触面的电阻值远小于半导体本身的电阻,使得组件操作时,大部分的电压降在于活动区(Activeregion)而不在接触面。
欲形成好的欧姆接触,有二个先决条件:
金属与半导体间有低的界面能障(Barrier Height)
半导体有高浓度的杂质掺入(N≧10EXP12cm-3)
前者可使界面电流中热激发部分增加;后者则使界面空乏区变窄,电子有更多的机会直接穿透(Tunneling),而同使Rc阻值降低。
若半导体不是硅晶,而是其它能量间隙(Energy
Cap)较大的半导体,则较难形成欧姆接触,必须于半导体表面掺杂高浓度杂质,形成Metal-n+-norMetal-p+-p等结构。
欧姆表
欧姆表是测量电阻的仪表,G是内阻为Rg,满刻度电流为Ig的电流表,R是可变电阻,也叫调零电阻;电池为一节干电池,电动势为E,内阻是r,红表笔(插入“+”插孔)与电池负极相连;黑表笔(插入“-”插孔)与电池正极相连。当被测电阻Rx。
人物评价
乔治·西蒙·欧姆是一个天才的研究者,一个很有天赋和科学抱负的人。为纪念他,电阻的单位“欧姆”,以他的姓氏命名。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字又之
,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学术上,任继愈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任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们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着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
任继愈,字又之,山东德州平原人。1934年,毕业于山东省平原第一中学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
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
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
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并于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他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并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
任继愈于1987年至2005年1月年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是学术界的代表,并担任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曾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1991年6月,任继愈先生应邀出席了在山东省广饶县举行的“孙子学术研讨会”,和其他150余名与会专家共同揭开了关于孙子故里的千古之谜,确定山东省广饶县即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思想家、《孙子兵法》作者、兵圣孙武的故里。会上,任继愈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会长,并被聘为广饶县孙子研究中心特邀顾问。
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先生一生简朴,嗜好不多,除了酷爱藏书之外,就是一枚爱不释手的汉玉把件双面马驮金。很为世人称道。
任继愈文集 《任继愈文集》是2014年12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作者是任继愈。
《任继愈文集》将任继愈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为后人学习与研究先生的思想提供系统性的学习与参考资料。共分八编:宗教学与科学无神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佛教研究;儒教研究;道教研究;论古籍整理;史学研究;杂著。全书十册,共计500万字。
任继愈先生是二十世纪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是我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学术研究的优秀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哲学、宗教学领域中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领导者和优秀的学术活动组织者。
社会评价 孙家正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
任继愈是国家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馆长。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评价说:“任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们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
杜继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在学术上,任继愈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杜继文说:“他特别能采取平等的态度来研讨,跟学生在一起也特别随便,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任继愈90岁生日时,学生想为他做寿,但是他并没有同意,只是进行了一个很低调的学术研讨会。“任先生始终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最平常、普通的人,他没有任何特别的特点,可是这也就是他最特别的地方。”
陈力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的任继愈,在国图有很高的威望。陈力透露,以前每次参加国图的会议,任老说的最多的就是希望大家多读书。“他还曾幽默地说过,国图博士论文厅中有句话是《楚辞》里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任老笑称应该把这话换掉,免得读者觉得在国图里查资料要东奔西跑,国图也要给读者提供更方便的服务。”陈立认为,任老一生处世低调,不图虚名,“他生前曾交待过几件事,不出全集、不过生日、过世后不进行很隆重的告别仪式。”李申(任继愈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教授)李申认为,他不仅是研究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中国哲学的大家,也是一位不做‘挂名主编’。”李申说,每全方位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辞去国家图书馆任老办公的学者。“特别是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任老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稿任老都要一本本看过。”

任卓宣别名叶青,出生四川南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转为中共党员,担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被捕后投敌,长期从事反共宣传活动,成为“三民主义理论”的“健将”。1949年后,任卓宣去了台湾,担任过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等职,于1990年逝世。“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是他一生的写照。人物生平
刑场上的“奇遇”——“死”而复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贫苦,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得张澜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
1920年,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掌握理论也很快,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王明等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任卓宣不敌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笔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尽心医治。
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落水”——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
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死一年是好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杨度。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提及国民党“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说:“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革命队伍中,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不是绝无仅有,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不过,此处大有玄机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或者,当时之其人,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一书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辛垦书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记述:“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叶青回到故乡,“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效陶渊明之隐居,长为农夫以没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么?不久,叶青到了成都,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做秘书(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又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为名,意欲“继续和完成‘戊戌’、‘五四’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说,他要另起炉灶了。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暧昧的了,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至1930年,叶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沙汀传》中说,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是中共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恺却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书店所在地——笔者注)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此后,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还发行了《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杂志,均由叶青主编),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
1932年8月,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当局派遣“复兴社”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压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杨伯恺忧惧“辛垦”也会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找过周佛海,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的调停,“辛垦”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决定脱离“辛垦”,而当时职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杨伯恺一再挽留,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
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叶青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
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叶青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不久杨壮烈牺牲。其实,杨开慧被捕之时,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辛垦”,埋头译书,他似有“不在场”的证据。
暧昧与吊诡——“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叛变后的叶青,特别是他从创办《科学思想》到在上海从事文案时的表现,此前很长时间里,我们的叙述中都是说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云云。为什么指认叶青是中国的“托派”(其同伙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吴曼君、张绚中等)?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宏大叙事”中的特别表达来看。时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读了,换言之,且勿论“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叶青而论,他果真是一个“托派分子”么?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郑超麟并不把叶青视为自己人。叶青自己也否认是“托派”。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有几出关于“托派”的著名诉讼案,中共长江局的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托派”、“汉奸”,把叶青也刮了进去,叶青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叶青是迟至1939年才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的中国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不过,在左翼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叶青“托派”的名声在外,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叶青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其实,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反共”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他后来所自言,他的“反共”“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他号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诏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叶青”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论理学问题》、《为发展新哲学而战》、《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编者注)。
攻击“毛泽东主义”——掀起“批叶”高潮
“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到抗战时期索性成了“三民主义理论家”。
原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会后遂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叶青的言论最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论的巅峰时期。他明白无误地宣布:“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理论迅即遭到中共理论界人士的批判。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面对叶青等国民党“理论人才”的污蔑和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加以反驳,形成了延安理论界对叶青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为叶青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原来,1941年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撰写读后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毛泽东主义”。当然,叶青是想说“毛泽东主义”是所谓“中国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无疑这是他在攻击“毛泽东主义”。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驳斥叶青,但接着叶青的说法,提出“毛泽东主义”,后来又有王稼祥等修订为“毛泽东思想”。至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0年,叶青受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于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其返回陪都,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叶青发起成立“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败退前夕——蒋介石问计于叶青
晚年的叶青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继之,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叶青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叶青“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向他问策。
叶青回忆说:“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青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所谓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旧政权的士气。
一生概括——“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
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将,因无颜面对“反共不利”的指责,辞去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转而任教于一所“政工干部学校”。不过,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他为“总裁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党务顾问、训练委员会委员。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写作和讲演”为由,未接受。
晚年的叶青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反共书店——帕米尔书店。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专事出版反共书刊(如《政治评论》半月刊)。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籍、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此外还有《新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向何处去》、《共产主义批判》、《共产党“土地改革”批判》、《阶级斗争批判》,等等。)此外,当时大凡台湾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共报刊,如台北《民族报》、《中华日报·思潮》、《战斗周报》、马尼拉《大中华日报·思想》等,均由其操笔主持;至于讲演,叶青可谓劳碌,台北乃至环岛,以及“冷战”开始时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亚洲反共联盟”、“世界反共联盟”等组织,皆有他的声音。讲演内容也不外是“国父遗教大纲”和所谓的“匪党理论批判”,这些讲稿又分别被列为台湾军方各军事学校的政治教材。
叶青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如王明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而毛泽东呢,叶青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于是,“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从来就是自居为“理论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称为“理论家”,这不是恭维,是认为自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
晚年的叶青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这就是“反共理论家”叶青的自供状了。所谓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实堪称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了。
叶青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云麾勋章”。1965年4月4日,时逢叶青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亲到现场为之祝寿,礼堂挂满屏联、书画和诗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
晚年叶青的著作和传记,大多是在他创办和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那些所谓“评传”,内容也不外是颂扬其“反共斗士”的“光荣历史”。
叶青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不过有一条他似乎还留有共产党的痕迹,那就是终其一生,以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而著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共宣传中。任卓宣叛变真相
晚年的叶青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继之,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叶青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叶青“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任卓宣张若名
张若名的父亲在盛怒之下,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还不断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任卓宣还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以“考验”她在政治上的坚定性。这使她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她经过痛苦的思考,作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事学问,以期学成后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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