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成为溥仪的老师,罗文淑和张我军私奔

张我军原名张清荣,笔名有一郎、速生、野马等,出生中国台湾,是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张我军著有《乱都之恋》、《对月狂歌》、《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等作品,被誉为“台湾文学清道夫”、“台湾的胡适”,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张我军以他和妻子罗文淑的爱情故事为背景写成了《乱都之恋》,带来了台湾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人物生平图片 1张我军
1902年10月7日,生于台北县板桥镇,原名张清荣。 1914年,板桥公学校毕业。
1916年,经林木土介绍,入新高银行当工友。 1918年,升任新高银行雇员。
1921年,由新高银行调往厦门分行。 1922年,因父亲去世,回台奔丧。
1923年,新高应行结束营业,初冬由厦门搭船到上海寻找新的工作。
1924年,加入“上海台湾青年会”,一月十二日,出席该会召开的“上海台湾人大会”。后由上海转赴北京。
1924年3月25日,在北京写下第一首新诗《沉寂》。
1924年4月21日,短评《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七号。
1924年5月11日,新诗《对月狂歌》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八号。
1924年7月11日,新诗《无情的雨》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十三号。
1924年8月16日,新诗《游中央公园杂志》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
1924年10月14日,新诗《烦闷》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
1924年10月下旬,回到台湾,担任《台湾民报》编辑。
1924年11月21日,短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四号
1924年12月1日,短评《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五号。
1924年12月11日,短评《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欢送韦博士》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六号。
1924年12月28日,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在台北出版印行。
1925年,加入蒋渭水、杨朝华、翁泽生、郑石蛋等人发起的“台北青年体育会”与“台北青年读书会”。
1925年1月1日,短评《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櫼中的破旧殿堂》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一号。
1925年1月11日,短论《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二号。
1925年1月21日,短评《揭破闷葫芦》、《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三号。
1925年2月1日,短论《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办法》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四号。
1925年2月21日,短评《复郑军我书》、短论《文学革命运动以来》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六号。
1925年3月1号,短论《诗体的解放》、杂感《研究新文学应该读什么书》、新诗《烦闷》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七号。
1925年4月1号,短论《生命在,什么事都做不成?》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十号。
1925年4月21日,杂感《随感录》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十二号。
1925年6月,后记《“亲爱的姊妹们押分歧努力”后记》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七号。
1925年7月19日,新诗《弱者的悲鸣》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一号。
1925年8月26日,短论《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一号。
1925年9月1日,与罗文淑在台北江山楼结婚,证婚人林献堂、介绍人王敏川。
1925年10月18日,短论《至上最高道德——恋爱》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五号。
1925年10月25日,短论《中国国语文做法导言》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六号。
1925年11月至1926年1月,论文《文艺上的诸主意》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七、七十八、八十一、八十三、八十七、八十九号。
1926年12月13日,杂感《看了警察展览会之后》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八十三号。
1926年12月27日,序文《“乱都之恋”的序文》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八十五号。
1926年1月,短论《危哉台湾的前途》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九十至九十六号。
1926年6月,张我军夫妇再度前往北京,准备求学深造。
1926年7月25日,杂感《“弱小民族的悲哀”的译者附记》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05—115号
1926年8月11日,拜访鲁迅寓所,赠送四本刚出版的《台湾民报》(第113—116号)
1926年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就读一年。
1926年9月19日,小说《买彩票》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23—125号。
1927年3月,与苏维霖、洪炎秋、宋斐如、吴敦礼等人共同创办《少年台湾》
19275月1日,小说《白太太的哀史》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50—55号。
192710月,以日该国学院大学高等师范科毕业之学历,插班转入北师大国文系三年级肄业。
1929年4月7日,小说《诱惑》发表于《台湾民报》第255—258号。
1930年,自北师大毕业,与何秉彝、叶凤梧、俞安斌等人筹组文学社团“星星社”,后易名“新野社”。
1930年9月15日,《新野月刊》创刊,仅一期。
1931年,被北师大延揽为日文讲师,后又在北平、中国两大学兼教日文。
1932年,《日本语法十二讲》、《日语基础汉本》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4年,《高级日文进修丛书》、《现代日本语法大全》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5年,《日语基础读本自修教授参考书》、《高级日文星期讲座》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6年11月上旬,担任北平社会局秘书。
1936年,《日文自修讲座》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9年,《日语模范读本》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9年9月,散文《秋在古都》、杂文《关于“中国文艺”的出现及其它》、《京剧偶谈》、《代疱者语及编后记》、《评菊池宽的“日本文学案内”》,发表于《中国文艺》创刊号至一卷三期。
1940年,短评《须多发表与民众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作品》发表于《中国文艺》一卷五期。
1940年,杂文《病房杂技》发表于《中国文艺》二卷一期至三期。
1942年,由北平前往东京参加由“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2年,短论《日本文学介绍与翻译》发表于《中国文学》创刊号。
1942年,《关于岛崎藤村》发表于《日本研究》一卷二期。
1943年8月25日,自北平参加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3年,短论《日本文化的再认识》发表于《日本研究》二卷二期。
1943年,《武者小路宝笃印象记》发表于《杂文》一卷二期。
1943年,《关于德田秋声》发表于《艺文》三卷一期。
1945年8月,旅平台湾同胞组织“北平台湾同乡会”,张我军担任一个服务队队长,协助台胞返乡。
1946年夏秋间,携眷返台。 1946年7月1日,担任“台湾省教育会”编纂组主任。
1948年春,回台北担任“台湾省茶业商业同业公会”秘书,主编《台湾茶业》季刊,杂感《采茶风景偶写》即发表于该刊第一期。
1949年8月,担任“台湾省合作金库”业务部专员。
1949年12月,调研究室专员,主编《合作界》季刊,杂感《山歌十首》、《在台岛西北角看采茶比赛后记》、《埔里之行》发表于该刊第二、三期。
1952年,杂感《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礼杂笔》发表于《合作界》第三号。
1955年11月3日,因肝癌逝世于寓所,享年五十三岁。罗文淑和张我军私奔图片 2
刚到北平,张我军寄居在后孙公园的泉郡会馆,上课就在厂甸的高等师范所办的升学补习班。当年补习班的夜班部是男女共学,班上有两朵班花,一位17岁的少女叫罗文淑,肄业于北京尚义女子师范学校,为提高学业才到这所补习班补习功课,结果被少年英俊的张我军一追就追上了。
张我军连着给罗文淑去了好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原来女方的家长察觉此事,将男方的情书悉数没收,女方也不知道张我军的联系地址,弄得只有男女双方关山阻隔,梦萦魂牵。此时,有一个高等师范四年级学生庄某,对罗文淑心仪已久,见张我军返台迟迟未归,就通过媒妁向罗家求婚,除去说了不少张我军的坏话外,还说自己是大富商的弟弟,可以养活罗文淑的寡母幼弟。罗母正愁“女大不中留”,看到庄某即将毕业,家境也不错,于是就应允了这桩婚事。
罗文淑虽说心中早有他人,但拘于旧礼教约束,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只能暗暗着急。紧急关头,张我军的挚友洪炎秋得闻此事,立即给张我军发去一封急电。张我军接到电报后,当即赶来北平,托付另一个女友将罗文淑约出家门,俩人决定离家私奔,共奔台湾,来争取自己的幸福。自此,罗文淑为自己心爱的人改名为罗心香。
为罗心香回忆道:“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只穿了一身学生服,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同我军一同坐火车到上海,再乘船到厦门鼓浪屿,然后写信给家人。他们接到信后,立即寄钱和衣物给我,并要我们尽快正式结婚。得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高兴,遂一同乘船去台湾,在台北江山楼摆了两桌酒席,举行了婚礼。”
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把自己与妻子的这段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恋爱经历写成新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出版,成为台湾岛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张我军子女
张我军育有4子:张光正、张光直、张光诚、张光朴。
大儿张光正参加中国共产革命没有回台湾,其他3个儿子在台湾读完书都留学美国。
次子张光直(1931-2001)为世界知名考古学家,生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张我军乱都之恋图片 3张我军
《乱都之恋》是张我军创作的新诗集,1925年12月出版,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该书在台湾长期绝版,1987年由中国的辽宁大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
所谓乱都是指1923年前后的北平。当时正值直奉军阀开战,北平城内外人心惶惶,故曰乱都。那时,张我军在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办的补习班里学习。在这期间,与同班同学罗文淑发生了爱情。两人相爱至深,但遭到了罗文淑父母的坚决反对。女方家长强迫罗文淑与张我军断绝关系,另嫁他人。罗文淑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和张我军双双从北平私奔到台湾,终成夫妻。张我军创作的这一组诗反映了他们当时与追求婚姻自主的精神。
《乱都之恋》出版后,台湾不少读书人才知道世间除了文言的旧体诗外,还有白话的新诗体,于是纷纷起而仿效,给宝岛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涟漪。张我军还甘冒大不韪,毅然宣称:“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张我军被人誉为是“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

庄士敦是苏格兰人,出生于爱丁堡,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因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而于1898年到了中国。他先后在香港、威海卫的英殖民政府工作,之后成为溥仪的老师,教授他英语、数学、地理等知识,被溥仪称作“我灵魂的重要部分”,此外他也曾是钱钟书的老师。庄士敦著有《紫禁城的黄昏》、《佛教中国》等作品,回到英国后于1938年病逝,享年63岁。人物生平
初到中国
庄士敦于1874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主修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1898年,庄士敦经过激烈角逐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以东方见习生身份被派往英殖民地香港。由于其优秀的汉语水平,庄士敦在港英政府中不断升迁,先后出任辅政司助理、港督私人秘书。1904年经骆克哈特力荐,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租借地威海卫,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获英国政府授予“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
初到中国的庄士敦已具有相当深厚的东方学功底,很快迷恋上中国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并积极致力于对儒、释、道、墨以及中国地理、唐诗宋词的研究,足迹遍及各省名山大川和名刹古迹。从此,庄士敦以官员兼学者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
仰慕中华
庄士敦是一位汉学功底深厚的学者。在中国生活的三十余年里,他广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对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教哲学十分推崇。
1901年,庄士敦以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试图以宗教改变中国的做法,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一个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英国的叛徒”。
庄士敦崇尚儒家思想。来华后他不仅为自己起了汉名庄士敦,还按照传统为自己起字“志道”,该字取自《论语》“士志于道”。在庄士敦的著述中,绝少出现同时期西方人眼中对中国人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更多是为中国的传统习俗进行辩护。在庄士敦眼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为此,他不仅反对洋商们急欲把中国进行社会和经济西方化改革的企图,而且尖锐地抨击西方教会在华的变相传教行为。同时,庄士敦也反对中国自身的激进思潮——革命。他认为如果完全摧毁中国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就可能同时毁掉一切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起良好作用的事物。庄士敦这样描述:“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
庄士敦十分热衷旅行,在游历的同时切身体会当地风土习俗,写出大量关于中国的著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研究价值。庄士敦还被佛教哲学深深吸引,他大量阅读佛家经典,遍访名山宝刹,与众高僧法师探讨佛教理论,认为“佛教思想较《圣经》远为深奥”。1906年,他沿长江而上抵达四川、西藏。1908年,他到达了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地,沿途考察佛教圣地,为研究佛教理论搜集第一手资料。1913年,他再次走上普陀山之行研究观音文化。在此期间,他沿途实地考察著成《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等书籍,提出中国的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方能彰显中华文化之精髓,是拯救未来世界之良方。
西洋帝师
1918年,清逊帝溥仪的老师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国大总统而辞去“帝师”之职。经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推荐,徐世昌代向英国使馆交涉,聘请融贯中西的庄士敦担任溥仪的新老师。1919年2月,庄士敦处理好威海事宜后赶赴京城,开启了自己的帝师生涯。这一年溥仪14岁,庄士敦45岁。庄士敦带着先进的西方思想与现代科学步入紫禁城,为这个古老皇宫带来了新气象。依据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年少的小皇帝对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以及其带来的西方事物充满好奇和崇敬。庄士敦则对这位特殊的学生竭诚尽忠,倾其所知相授。
在皇宫中,庄士敦教授溥仪英文,为他讲解西方的历史、生活和风俗,并为他起了个英文名“亨利”。日子久了,庄士敦与溥仪之间淡去隔阂,信任倍增。1922年,溥仪在大婚之日赏赐庄士敦“一品顶戴”,这是清朝官员的极高荣誉。庄士敦兴奋异常,他恭敬地戴上官帽、身披大臣朝服(尽管此时清朝已终结多年),在北京的居住地拍了张照片寄送给英国的众多亲友。此后的岁月里,庄士敦向溥仪传授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想,并提议溥仪到欧洲留学。他由衷期盼溥仪复辟后能成为优秀的国家元首,并拥有英国绅士般的非凡气度。
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在这位洋夫子的引导下,溥仪戴上了眼睛,剪掉了辫子,在宫里装上电话,骑起自行车。在庄士敦的介绍下,溥仪会见了一些外国使节,还和胡适通电话。很快又改革宫内的财务制度,把一千多人的宦官队伍裁汰到一百余人。庄士敦开始成为宫廷内务大臣的眼中钉,但是溥仪喜欢他,还加封他为御书房行走、颐和园总管。就这样,庄士敦陪伴溥仪度过了紫禁城最后的黄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帝师,也是帝国历史上极少数的外籍高级大臣。1924年,溥仪被国民政府彻底赶出紫禁城,在庄士敦的帮助下借道英国使馆逃往日本辖区。庄士敦就此去职帝师职务,返回英国租界地工作。
威海长官
庄士敦是威海卫作为英国租借地的最后一任长官,在威海卫先后任职长达16年,是威海卫近代殖民史上继骆克哈特后又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1904年至1918年,庄士敦在威海卫工作期间比较公正廉洁,经常独自走村串户调查社情民意。他能用流利的威海方言与百姓交流,了解平民的思想和期盼。他还进行过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比如老百姓告状,原来必须层层上递,改革后可以把状纸直接递交庄士敦,不再受村长社首的限制。
身为英殖民地管理者,庄士敦的出发点是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殖民者那样强行打破故有传统,扰乱当地的风俗习惯,在治理方式上则较过去压迫民众的封建官僚先进许多,因此庄士敦在当时威海卫的声望还是比较高的。对于威海人民的生活,庄士敦曾满怀深情地描述:“如果不发生官司或家庭纠纷,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宁静幸福的。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同时他们良好的体格和精神状态也证明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不错的,在收获的季节里,大人和孩子都在田里忙碌着,在长长的冬夜里,他们围坐炕上以便取暖,白天他们就出去捡柴火,或站在他们的界沟里看从爱德华港出来的奔跑在他们祖先土地上的英格兰马。每周三次他们用驴子驮着货物到威海市场上去卖,妇女们则在家缝补闲聊。”
1927年,再次被派往威海卫任行政长官的庄士敦负责主持将威海卫归还中国的事项。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结束了英国对威海32年的殖民统治。离开前,他在威海留下一句稍带自负的话:“我坚信你们将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绝不会遇到像我那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
返英治学
归国后,庄士敦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外交部顾问。1934年,庄士敦回到中国,把他写的《紫禁城的黄昏》送给溥仪,请溥仪为其作序。此时溥仪暂住天津,正为南下还是北上而犹疑,两人曾为此密谈数日。庄士敦回国不久,溥仪就以祭祖名义逃往满州。1935年,庄士敦再次来到中国,到长春觐见溥仪。溥仪设下家宴招待庄士敦,希望他能留下辅佐自己,但庄士敦婉拒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从1931年到1937年,他在伦敦大学教授汉学,继续传播着中华文化。
病故家乡
庄士敦一生未婚,晚年用其著作版税在苏格兰买了个小岛,给其岛的居室分别起了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名字,并升起满洲国的龙旗。还在其住所办了个陈列馆,陈列着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饰物等物件。终其一生,庄士敦都热爱、眷恋着中国。在他看来,中国应该通过君主立宪过渡为现代国家,在皇室的继承中保存上溯千年的传统和文化。但这样的遐想在其有生之年面对溥仪俯首日本为傀儡而已开始瓦解,他最终拒绝了溥仪的挽留,离开了中国。
1938年3月6日,庄士敦带着些许遗憾和对中国往事的无尽思念在家乡爱丁堡逝世,享年63岁。溥仪为何说庄士敦撒谎
审讯室里,溥仪坚称自己是被迫称帝的,而庄士敦的书《紫禁城的黄昏》却写着皇帝是自愿的,溥仪反驳是庄士敦说谎,审讯官又核对了溥仪奴仆的供词,证明说谎的是溥仪。
1934年,日本侵吞了东北三省,一心想复辟的溥仪不顾众人的劝诫,以“中国背叛了我”为理由,自愿去了长春,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宝座,他企图利用日本人,在满洲富饶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他渐渐明白,自己不只是受害者,也是祸首的一员,他坚决把一切罪恶承担,包括那些根本不属于他的罪恶。
1935年发生了“学院政变”,被激怒的同事要将其逐出学院。不过,庄士敦运气好,他的《紫禁城的黄昏》正好出版,风头一时无两。结果不但政变未遂,还续签了三年合约。续约后庄士敦立即请假半年,说满洲国大皇帝溥仪先生邀请他去长春叙旧,还说学校要找他不用登报,写信即可,地址写“满洲新京皇宫大内长官转”。学院担心信件转交的稳妥性,他说东方古国有句名言叫“是中国人就转”,肯定能收到。
在长春与溥仪见面的同时,庄士敦还会晤了日本宣传机构官员,促成了《紫禁城的黄昏》日文版发行。日文版中的“龙归故里”一章,庄士敦将溥仪与日本军方的私密聊天记录大白于天下。这个无心之举导致十年后在东京法庭上溥仪差点被判绞刑,急得辩解:“此人胡写书,急着卖几个钱。”人物评价
庄士敦作为带着西方思想和技术前来统治在华英殖民地的西方人,却是个著名的反西方基督传教人士,终其一生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崇尚儒家,信仰佛教。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独有的宗教。他不仅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还曾当过当代文学大师钱钟书的老师。在他的教导下,禁锢于皇宫的末代小皇帝了解到真实的世界,接触到更为先进的思想。对溥仪个人而言,其影响是终身的,而溥仪则评价庄士敦是“我灵魂的重要部分”。
从政治上讲,庄士敦是英国派遣中国的殖民地管理者,还全力支持复辟帝制,反对共和革命,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发展实无正面贡献。但就个人而言,庄士敦终其一生热爱中国,他在中国生活的34年间足迹踏遍各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在任威海长官的十余年间善待百姓、守法奉公,亦没有扰乱或强行改变当地的固有风俗,在返回英国后仍积极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从这个层面讲,庄士敦是中国陷入苦难岁月时的西方友人。
庄士敦在担任清逊帝溥仪的老师后终生以清朝大臣身份自居,出入行清朝礼节,并满心希望清政府能复辟成功。与此同时,他又极度反感西方的强盗侵略行为,认为应该以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治理这片土地。从当时的中国政治派别看,庄士敦属于“保皇派”中的革新者,政治观念与其校友、同时代的辜鸿铭十分相似。

周访生于庐江寻阳一个寒族之家,是晋朝时期名将。他年少时就沉着刚毅、谦虚礼让、乐善好施,很有名气,后被举为孝廉,出任司马睿的幕僚,担任过安南将军、梁州刺史等职,封爵寻阳县侯。周访曾讨平江州刺史华轶及荆州杜曾叛乱,平定杜弢叛乱,为司马氏政权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公元320年,周访逝世,追赠征西将军,谥号为“壮”。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周访本籍汝南安城,因祖辈于东汉末年避乱江南,至周访时已经历四代。吴国灭亡后,周氏于是定居庐江寻阳人。其祖父周纂在吴国任威远将军,父亲周敏官至左中郎将。
周访年轻时就沉着刚毅、谦虚礼让,性格果断且对他人慷慨施予,但也因此家无余财。周访最初担任寻阳县功曹一职。后被扬州大中正华谭察举为孝廉,曾获授郎中、上甲县县令,但他都不到任。
讨伐华轶
琅玡王司马睿于永嘉元年南镇建业后,更于永嘉五年升镇东大将军,并命周访参镇东军事。不久司马睿以江州刺史华轶不受自己任命,以周访为扬烈将军,领一千二百兵进驻彭泽,防备华轶。但周访欣赏华轶忧天下的热诚,不愿因这项军事行动挑起华轶与司马睿的嫌隙,于是改屯寻阳鄂陵。
永嘉之乱后,司空荀藩于荥阳建行台,承制以司马睿为盟主,当时司马睿亦承制,改易江州长吏,但华轶不服复,周访因而奉命与甘卓及赵诱等人讨伐华轶。周访先击败前来进攻的武昌太守冯逸,后更与获得华轶增援的冯逸于湓口大战,又败对手,及后更于彭泽打败华轶柱屯的水军。当时前江州刺史卫展与豫章太守周广背叛并偷袭华轶,华轶因而溃败,逃到安城,周访追击并杀死华轶,为司马睿取江州。
杜弢之乱
战后,司马睿以周访为振武将军、寻阳太守,加鼓吹及曲盖。后又命周访与王敦所率领的诸军讨平杜弢叛乱。当时杜弢的部众以桔槔去击打周访的船,而周访就用分叉的木棒去阻止对方桔槔破坏己方的船。后于建兴三年击杀杜弢部将张彦,周访更在战中被流矢射断两只牙齿。周访在当日黄昏又与叛军隔水对峙,然而因为叛军人数是周访军队的几倍,周访认为不能力敌,于是暗中命部分兵士装成樵夫离开,然后结成兵阵,鸣著战鼓回来,更大叫:“左军至!”士兵都大叫万岁。及至夜晚周访又特意命军人多点火堆去煮食,令对岸的叛军以为大军已经到来,于是乘夜退走。周访则没有松懈,对诸将称叛军不久必定知道周访没有援军,于是定会回来,决心尽快渡水北归。周访在完成渡水及断桥后叛军果然回来,但因不能渡水而撤回湘州。后来周访又率水军进攻湘城,并击溃杜弢将杜弘。因以上种种战功协助平定叛乱,周访获进为龙骧将军。王敦又表周访为豫章太守。周访又获加征讨都督,获封爵位寻阳县侯。
消灭杜曾
同年,晋愍帝派侍中第五猗为安南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但当第五猗于建武元年自武关南下时,就遇上当时于荆州叛乱的杜曾等人前来迎接,更奉他为主,聚众数万,与第五猗分据汉、沔。当时他们在石城击败陶侃,更进攻平南将军荀崧驻守的宛城。周访得到荀崧求救的书信后,领兵为其解围。杜曾等于是转攻江陵。
不久,陶侃旧将郑攀等因不满王敦将有功的陶侃远调为广州刺史,竟然与杜曾联合抵抗新任荆州刺史王廙。王廙试图入荆州,却被杜曾击败,王敦所派的赵诱、朱轨等人更在与杜曾的作战中战死,令杜曾威震当地。司马睿于是命周访进攻杜曾。周访当时领兵八千,先打算先声夺人,分军队置左右翼而自领中军,行军时更高扬旗帜,果然令杜曾畏惧,先行派兵攻并非周访所亲率的左右翼。因为杜曾骁勇闻名,周访于是于阵后射杀雉鸡以安定兵众之心,又命其部众一旦一翼战败就鸣三下战鼓,两翼皆败就鸣六下。最终两翼皆败,周访听到鼓声后就选出精兵八百人,亲为他们行酒,勒令他们不得轻举罔动。周访及后在代表两翼皆败的鼓声响起后率精兵进攻杜曾,快接近时周访更亲自鸣鼓进攻,将士于是直攻杜曾,大败杜曾部众并杀了一千多人。周访随后乘胜进击,决定乘杜曾此败而一举灭亡杜曾,于是原本由杜曾控制的汉、沔一带都被周访平定,更令杜曾退守武当。周访在大败杜曾后获任南中郎将、督梁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驻屯襄阳。王廙亦得以入荆州。
太兴二年,周访出其不意,攻打杜曾所据守的武当,杜曾逃走被擒。周访斩杜曾并将第五猗等人押送给王敦。战后进位安南将军、持节,其余原职如故。
抗衡王敦
昔日,王敦担忧杜曾势力增长,于是向周访允诺,一旦周访摛获杜曾就会让他任荆州刺史。但周访杀杜曾后,王敦仍然自任荆州刺史,没有实现承诺。故周访只加安南将军,仍任梁州刺史,未得荆州。周访知道王敦失信后大怒,王敦写信试图解释,并赠玉环、玉碗表示自己的厚意。周访将其扔在地上,说:“我难道是商人和小孩吗?难道可以用宝物来让我高兴吗!”
周访在襄阳时推动务农和练兵,暗藏谋算王敦的心志。他用心去听群众意见,而且又自选地方官员,任命后才上表朝廷。周访的行动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令王敦十分忌惮,于是虽然他早已有不臣之心,但仍不敢有异动。而周访虽然屡立战功,且被王敦所惧,但仍谦虚而不言功勋,更将功绩都归于朝廷,于是得士人尊重;而且周访擅长安抚人心和招纳群众,令士众都愿为他效死。周访练兵之余亦与李矩和郭默等仍在河南一带的东晋将领合作,打算北伐。而周访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更恨得咬牙切齿。王敦知道周访肯定不会支持自己,对他和镇西将军祖逖颇为忌惮,故此迟迟亦未敢作乱。
太兴三年八月,周访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当时晋元帝十分伤心,下诏追赠周访征西将军,谥号为壮,更在寻阳郡立碑纪念。而随着祖逖于次年去世,周访和祖逖两个令王敦不敢作乱的镇将都已死亡,王敦亦无顾忌,于是在永昌元年举兵,爆发王敦之乱。
在明代黄道周所著的《广名将传》中,周访位列其中。周访与周处
周访祖籍汝南安城,生于庐江寻阳,出身寒族,是晋朝名将。
周处,出生于义兴阳羡,三国至西晋时期官员,是鄱阳太守周鲂之子。年少时纵情肆欲,为祸乡里,为了改过自新去找名人陆机、陆云,后来浪子回头,改过自新,留下“周处除三害”的传说。被派往西北讨伐氐羌叛乱,遇害于沙场。周访的子女
儿子周抚:王敦之乱时为王敦将领,作为其爪牙,王敦之乱被平定后逃亡。后再度出仕,又与桓温平灭成汉,官至益州刺史。
儿子周光:王敦之乱时支持王敦,但王敦死后王应秘不发丧并拒绝周光见王敦的要求,于是周光认为王敦已死,于是倒戈收捕钱凤向朝廷谢罪。后又参与平定苏峻之乱。官至寻阳太守。
女儿周氏:嫁陶曕,陶曕为东晋名将陶侃之子。周访的故事
周访最初任安阳县功曹,在那时就遇上当时任庐江郡散吏的陶侃,二人相结为好友,周访还推荐陶侃任庐江郡主簿,并将女儿嫁给陶侃的儿子陶瞻。
访曾与陶侃外出,遇见善相者陈训。陈训对二人说:“你们两位都将位至方岳,功名大致相同。只是陶侃得到上寿,周访得到下寿,两位的优劣由年龄决定。”周访比陶侃小一岁,后来果然早于陶侃十四年去世。人物评价
房玄龄:①
周访器兼文武,任在折冲,戡定湘、罗,克清江、汉,谋孙翼子,杖节拥旄,西蜀仰其威风,中兴推为名将,功成名立,不亦美乎!孟威陷迹虏廷,抗辞伪主,虽图史所载,何以加焉!②寻阳纬武,拥旄持斧。曰子曰孙,重规叠矩。
司马光:访善于抚纳士众,皆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齿。敦由是终访之世,未敢为逆。
杨慎:晋周访平杜韬之乱;其子抚为益州太守三十馀年,平阪文、邓定、萧敬文三寇;抚子楚为犍为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马勋之乱。太和中,妖贼李弘称号,改年凤皇,楚遣其子琼讨平之;琼子虓,字孟威,不屈于苻坚。可谓五世名臣矣。
胡三省:王敦惮周访而不敢为逆,至其举兵也,不以甘卓为虞,亦可谓奸雄矣!
黄道周:周访受命,船征杜弢。弢欲打船,作为桔槔。防设岐枨,架以相招。船不为害,别遣焚烧。招访往救,共击贼豪。及暮遇贼,贼众而骁。知寡不敌,散人如樵。聚结成阵,鸣鼓呼号。张扬救至,贼惊而逃。恐贼复至,渡水断桥。杜曾贼帅,王敦之招。访设两甄,中军自操。两甄败后,自锋方交。按之共法,以逸待劳。一战再战,直擒曾枭。许为刺史,环椀代消。虽怒不受,绝不哓哓。归功将士,所以为高。
蔡东藩:夫当时义勇卓著,如祖逖周访陶侃诸人,皆可分任,乃专用一残忍无亲之王敦,虽欲不乱,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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