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董振堂从投奔到牺牲,嘉庆皇帝怕洪亮吉在伊犁乱说话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在延安时因劝毛泽东勿娶江青,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作检查,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革”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低房檐下难展身。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从容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最后留下雄文四卷,一百一十万言。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

董振堂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是宁都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宁夏计划执行者等。董振堂曾任红五军军长,他与他的红五军在长征中屡立战功,被誉为“铁流后卫”。1937年,董振堂被马步芳部队保卫,激战九日九夜后牺牲,他死后敌人将其首级被割下悬挂在城墙上。

1799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军机大臣,抨击朝廷弊端,指责“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戳到了嘉庆皇帝的痛脚,差点丢了脑袋。幸好嘉庆皇帝爱惜人才,“恩旨从宽,免死,改发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洪亮吉方才留住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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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是清朝时期的一名学者,又是一名颇有名气的诗人,尤其擅长写山水诗。嘉庆皇帝怕洪亮吉在伊犁乱说话,特意下旨,命他“不许作诗、不许饮酒”。皇帝竟然亲自下旨不允许大臣写诗,可见洪亮吉的影响力。

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

董振堂年仅42岁就壮烈牺牲了。所以后世尊重怀念他的人不禁要问,董振堂不死的话,会是什么军衔?

洪亮吉被革职发配,在朝廷里的声望却不降反升。洪亮吉发配离开京师这天,许多人自发来为他饯行,其中包括数十名官员。一名户部主事,甚至把自家宅院典当了300两银子,送给洪亮吉作为路上的盘缠。旅途中,各地官员慕名而来,为洪亮吉送行。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了。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缅怀先辈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使国家独立富强的伟人;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却未能见到胜利的战士和领袖;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领导人。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

他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在1931年发动宁都起义率部队脱离国民党而投奔中国苏区。他当时的部队共有1.7万人,改编为红五军团,而红军当时只有三大主力军团,另外两个军团加起来的兵力也只有两万多人。可见董振堂的假如,对于早期弱小的红军而言是多么巨大的帮助,让其战斗力提升了不止一点。

从京师到伊犁,何止万里之遥?洪亮吉一路上迎来送往,日子过得潇洒之极,不像是发配的犯人,倒像出游的旅客。

一把钥匙解党史

虽然董振堂从投奔到牺牲,在红军的时间也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假如中国共产党的时间还要再少半年,可是他为红军建立的战功是巨大。首先,在保卫苏区的后三次反围剿中,董振堂出力甚多;其次,在红军长征中,董振堂所部是后卫,具有掩护主力和阻击敌军的重要职责;最后,在西路军执行宁夏计划中,董振堂虽然被强敌包围仍然坚守了九天九夜,直到全军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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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八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的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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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冾,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董振堂虽然不不再**和红军的创建者之列,但他对于红军早期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长征路上湘江时,董振堂率军与追上来的国民党军展开厮杀,最后整整一个师五千多人全部壮烈牺牲,包括师长和政委。而从国民党投奔红军的行为,也体现出他心向**、坚决革命。

1824年11月,天降暴雨,洪水发作,导致黄河在高家埝十三堡溃堤决口。这下不得了,洪泽湖水暴涨,淮阳两个郡遭受严重水灾,辖区内的老百姓遭受到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出身书香门第,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章。1922年诗人歌德九十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歌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

所以董振堂不死的话,活到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在1955年的首次授予军衔中,董振堂至少应该是大将军衔。

道光皇帝闻讯,龙颜大怒,严厉地查处了一批高官。其中,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孙玉庭在洪灾发生后徇情隐匿,庇护相关人员,被革除职务,交部严议。河道总督张文浩则因“御黄坝应闭不闭,五坝应开不开,湖水过多,致石工掣塌万余丈”,承担失职的责任,被革除职务,发配到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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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浩被发配到伊犁这天,两江总督琦善、河道总督严烺亲自为他饯行,百般宽慰:“人生作官不能无公过,圣明在上,不久自必赐还。”又对张文浩的属下说:“张大人奉旨出差,尔等应照常伺送。”最后表示,会在张文浩去了伊犁后,帮助赡养老父,“三兄行后,老伯处自当代为侍奉,切勿记念。”

惹人怨怒因红颜

董振堂事迹陈列馆坐落在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城西部的振堂公园内。董振堂事迹陈列馆2005年开始筹建,2006年10月建成并对外开放。建筑面积782平方米,内设序厅和主厅,共500多平方米。董振堂半身雕像和毛泽东的手书大字“坚决革命的同志”矗立在序厅。

张文浩闻言,痛哭流涕,再三感谢。对于他来说,心中最不放心的就是老父无人赡养照顾。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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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文浩出发后,琦善和严烺真的来到张文浩家中,对张文浩父亲劝慰有加,很久才离去。一个月后,琦善和严烺筹集了1万两银子,送给张文浩父亲,又安排护送他们返回浙江。

忍辱负重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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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这正合上意,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身。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六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洪亮吉和张文浩被皇帝一撸到底,革职发配,是有罪之身,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划清界限,绝不往来;为何有的官员还主动靠近,雪中送炭呢?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谪贬、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政治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这就像当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测荒地。林则徐风餐露宿,车马劳顿,终于完成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这些张闻天都忍了,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

他们是亲朋好友吗?

从1938年到1958年,这二十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工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二十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他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贱”农,工作亲历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为洪亮吉饯行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泛泛之交,并无深厚感情。严烺与张文浩是好朋友,他来为好友送行,倒也无可厚非,情有可原;而琦善与张文浩结交不深,加之平日对人就比较苛刻,难得如此慷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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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当时的官场风气使然。清朝时期,官场并不兴“人走茶凉”这一套。相反,大家都很在意通过雪中送炭等行为来获得一个好的声望。特别是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会倾力相助,“当日清议,极重友朋一伦,比于君父,而冷暖之际,好名者多。”

一鸣惊破庐山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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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中央7月2日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八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他俩惹下终身大祸。

落井下石?那是不存在的。真要这么做的人,等于是自绝于官场,升迁无望,你还得等着一辈子被人戳鼻梁骨吧。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是船大难调头。思想这个东西像浮尘一样,一旦飘起来,就是日落风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尘埃落定。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念,而是一个大党的指导思想。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在人们心中鼓起的狂热,已是尘嚣难停。“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纠“左”,自揭其短,毛泽东本来就不大情愿,而这时干部中的狂热者还不在少数。有一拨儿高干围在毛的身边,说再纠“左”就要把气泄光了,鼓动他赶快“反右倾”。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只如实说了一点在四川看到的问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就立即打断,不容揭短。1959年,新中国刚成立十年,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一味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这期间彭德怀因为一封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转向大批“右倾”。这也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

看看今天的世态炎凉,再想想从前的人情世故,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带着秘书,吩咐仔细记录,便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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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如果说彭的信是摸了几颗瓜给人看,张的发言就是把瓜藤提起来,细讲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要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说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为之辩道:这话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可以。“共产风”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八千多字。这个讲话戳到了毛的两个痛处。一是不尊重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二是作风不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年马克思讲,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现在又有一个“幽灵”,一个清醒的反“左”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彪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满纸皆为批评、质问。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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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知道,根据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如果他不检查,庐山上的这个会是无法收场的。为了党的团结,他顾全大局再一次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还是通不过。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正是:“明君”虽明不再君,屈为“大帅”帐下臣。延水叮咚犹在耳,庐山雾深深几重。

望江亭,望江亭,江山如画,他却心乱如麻。他抚亭向晚,痛拍栏杆。天将降大任于斯党也,必先苦其历程,炼其思想,正其路线,外能审时度势,内能精诚团结,行拂乱其所为,才能执政、治国、安邦、富民啊!

他几次求见毛,拒而不见。会议结束,8月18日张闻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说你管外交,不干经济,何苦上山发言闯此大祸?他却冷静地以哲学分析相对:不上山,就没有这个发言,是偶然性;肚子里有意见总是要讲,这是必然性。但这一讲,他的名字从此就在报纸上消失了。接着召开的全国外事会议开始追查他的“里通外国”和历史问题,而这些与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毫无关系,是欲加之罪再索事实。他只好任污水一盆盆地泼来。

留得光辉在人间

庐山一别,张与毛竟成永诀。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小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到“文革”一起,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时已不知几次犯病,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过来。只1968年七、八、九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作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分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士穷而节见,他已经穷到身被欺、名被辱而命难保的程度,却不变其节,不改其志。他将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不得再用“张闻天”三个字,化名“张普”到广东肇庆。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软禁张闻天的这个小山坡就叫“牛冈”,比牛棚大一点,但仍不得自由。像一个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他暂时也无力起身,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听着耳边的风声,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总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元素放在社会这个大烧瓶里进行着痛苦的实验。他把鲁迅的两段话抄在卡片上,置于案头: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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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舔尽了伤口上的血痕,绝不烦别人敷药。

他每日听着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感受着“文革”的喧嚣,回忆着自己忽上忽下、国内国外的经历,思考着党、国家、民族的前途。他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家,在已往的每一个岗位上都有新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写成调查报告或文章送毛,送中央。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惯性,成了他自觉为党工作的一部分。但现在“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明白不会再有人听他的什么建议,也没有地方发表他的文章,写作只是为了探求真理。他只求无愧生命,无愧青史。正像一首诗所说的: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衣揽卷,细味此生。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将这些想法,点点所得,写成文章。这些文字早已不是他当年写小说、写诗歌,而是如红叶经秋,寒菊着霜,字字血,声声泪了。牛冈本为一部队农场之地,虽“文革”之乱,却仍不废鸡犬牛羊。所以他常于夜半凝神之时,遥闻冷巷狗吠之声;而奋笔疾书,却又雄鸡三唱,东方渐白。有哪一位画家要是能作一幅《牛冈夜思图》,或《望江亭远眺》,那真是摄魂、留魄、传神、言志,为历史写真,为英雄存照了。

张闻天接受七千人大会后的教训,潜心写作,秘而不露。眼见“文革”之乱了无时日,他便请侄儿将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将原稿销毁。这些文章只有作为“藏书”藏之后世了。这批珍贵的抄件,后经刘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来,学界称之为《肇庆文稿》。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0月他给毛写信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欲回老家上海,不许,1975年8月被安置到无锡。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在党的55周年生日这一天,这个五朝总书记就默默地客死他乡(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月:周恩来;7月:张闻天、朱德;9月:毛泽东)。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上面指示:不开追悼会,骨灰存当地,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送给老张同志”。火化后骨灰又不让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储物间里。对他的这种凌辱竟一直被带到了骨灰里去。正是:在世时难别亦难,春风无力百花残。哲人到死恨不尽,英雄成灰灰含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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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为共产党天设地造的一头老黄牛,一个思想家,一个受难者,一个试验品和牺牲品啊。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在延安时因劝毛勿娶江青,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作检查,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革”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低房檐下难展身。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从容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最后留下雄文四卷,一百一十万言。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弹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果然,清风徐来,云开雾散。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1985年,他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四卷本一百一十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一百一十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北京日报》刊出建党九十周年特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时代的巨人重又站在历史的云端。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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