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王尔烈纪念馆离曹雪芹纪念馆(祖宅)也不过百米之远,李侍尧在乾隆初年以荫生的身份被授为印务章京

在辽阳老城西侧有一处王尔烈纪念馆,俗称“翰林府”,这是王尔烈御赐的宅院。翰林府分东西两院,东院是书房、花园,西院是卧室、祠堂,现在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王尔烈号称“关东第一才子”,出生在辽阳县贾家堡子风水沟村,也就是现在的鞍钢齐大山铁矿尾矿库西北侧的小山沟。

李侍尧(?一1788年),字钦斋,清朝乾隆时期大臣,汉军镶黄旗人,清朝户部尚书李元亮之子,二等伯李永芳四世孙。乾隆初年,李侍尧以荫生的身份被授予章京之职,后迁至正蓝旗汉军副都统,被提拔为工部侍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被授为擢户部侍郎、两广总督,加太子太保。出征台湾有功,得以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病逝,谥恭毅。

余三胜,湖北罗田县九资河镇人,(1802-1866)本名开龙,字启云,著名京剧老生演员。余三胜所擅长的剧目,以唱、做并重者为多,如《定军山》、《秦琼卖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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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两广

余三胜(1802-1866),原名开龙,字起云,湖北省罗田县天堂寨七娘山村上余湾人。幼学汉戏,工老生,后改唱京剧。清嘉庆末年赴天津加入”群雅轩”票房。道光初年入北京,隶”春台班”,至道光中期,蜚声梨园,是国粹”京剧”创始人之一。

王尔烈从小勤奋好学,熟读诗文。父亲王缙与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私交很厚,经常去曹寅家里借书给他。现在王尔烈纪念馆离曹雪芹纪念馆(祖宅)也不过百米之远。看来王尔烈和曹雪芹真的有渊源。

李侍尧是二等伯李永芳的四世孙。其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死后清廷追谥勤恪。李侍尧在乾隆初年以荫生的身份被授为印务章京,初入官场就被乾隆帝所器重。累迁至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乾隆十七年(1752年),调任为热河副都统。乾隆二十年(1755年),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又调任户部,之后又署理广州将军。李侍尧在广州将军任上弹劾前广州将军锡特库废弛马政,锡特库因此被议罪。李侍尧又上奏议定广州满洲、汉军驻防官制的兵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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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精文墨,善口才,文武兼长,富于创新。在徽调汉剧合流形成京剧的过程中,首将汉调皮簧和徽调皮簧相结合,并吸收昆曲梆子的演唱特点,创作皮簧唱腔;又揉西皮、二簧、”花腔”为一体,创制二簧反调。在念白上,将汉调基本语音与京、徽语音相结合。善于以唱腔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并把青衣小腔溶于老生唱腔之中,形成独特的风格,为后辈所仿效。《都门杂咏》有诗云:”时尚黄腔似喊雷,当年昆弋话无媒,而今倚重余三胜,年少争传张二奎”。天津第一代泥塑匠张明山塑造余三胜饰《黄鹤楼》中刘备泥塑一座,被京剧界尊为”祖师爷”。

后来,王尔烈来到千山龙泉寺西阁学堂潜心苦读,寒窗数载。王尔烈几经辗转求学,在西阁呆的时间长达22年。王尔烈给龙泉寺西阁题写匾额:“琼岛虚舟”,取自给西阁题写的对子“室狭如舟蓬窗四启峰围岸,山深似岛松生一派海生潮。”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署理两广总督。刚到任就上疏乾隆帝:“广东各地购买粮食补齐藩库,购买的粮食有上、中、下三等,但是各地官员上报的都是上等的价钱。如果用作碾米,应当用上等的谷子;如果向外借贷,当用中、下等谷。”乾隆帝下谕,要根据李侍尧所说清查时弊,晓谕各省督抚严饬州县。李侍尧又请求禁止广东制钱的时候掺入古钱,合并当年吴三桂制造钱币的机构。并上奏实行了很多有利社会的建议。

艺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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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李侍尧实授为两广总督。上奏乾隆帝说:“广东是各国商船云集的地方,请朝廷严格晓谕各国船只要按期离开,不得在这里常驻;商馆不许私行交易;不许私自给内地商号贷款;不许他们雇佣内地的人为役。”

原为湖北汉戏末角演员,于清道光初期进京搭徽班演唱,改唱老生,时为春台班领衔主演,同治二年(1863)入广和成班。

王尔烈44岁进京参加恩科会试,考中贡士。经过殿试,考中二甲一名进士。传说他与乾隆同堂考试,本来可以拿第一,但有皇上私下参加考试,不便给他第一,就给了第四名。就是排在状元、榜眼、探花之后的传胪(门上挂的匾额),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侍读,最高官至大理寺卿。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李侍尧又上奏说:“广东的海关有各国的商船出入,照例在正税船钞外有各种规礼,这些应该尽数除去,将其合并为归公银。各个关口的仆役饭食、舟车诸费,到现在全部撤销。”这些都吩咐下去办理。广西巡抚鄂宝因为贵县的僮族民众韦志刚不法,知县石崇光知道后避重就轻,请求将石崇光夺官。乾隆帝因为此事是由石崇光上报的,下令不要将其夺官;李侍尧上奏说石崇光没有先行探察,就始行上报,乾隆帝下令将石崇光按律羁押。李侍尧又上奏说韦志刚实际上没有不法的事迹,这是石崇光胡乱上报,所以清廷仍然剥夺了石崇光的官职。乾隆帝因为李侍尧与鄂宝各持己见,告诫他一定要秉公处事。

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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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沉浮

原唱汉调,清道光年间为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台柱。他通文墨,口才便捷,常自创新腔。他的嗓音醇厚,声调优美。他在汉调皮黄和徽戏二黄腔调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艺术特点,创造出抑扬婉转、流畅动听的京剧唱腔。当时余三胜以擅唱”花腔”著称,所谓花腔,实即旋律丰富的唱腔。余三胜在京剧唱腔的创制上,就在于丰富了京剧演唱的声音色彩,加强了京剧唱腔的旋律。据记载,京剧中的二黄反调,如《李陵碑》、《乌盆记》、《朱痕记》等剧中的反二黄唱腔,均创自余三胜。余三胜不仅将徽、汉二腔融于一炉,创制出旋律丰富具有独特风格的京剧唱腔,在舞台语言的字音、声调上,也将汉戏的语言特色与北京的语言特点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能使北京观众听懂,又不失京剧风格特点的字音、声调。余三胜的表演也很细腻,注意刻画人物的感情、神态。

传说王尔烈小时候,老师出一对子:“天作棋盘星作子,朗朗乾坤谁个敢下?”没人敢对,王尔烈站起来答:“地为琵琶路为弦,煌煌世界孰家能弹?”有一商人笑话他“穿冬装戴夏帽胡度春秋”,他回敬了一句“走南方窜北地混账东西”。足以看出王尔烈从小天资聪颖,才华过人,被称为“神童”。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李侍尧被召回京授为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爵勋旧佐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被授为湖广总督。到任后上疏:“湖广地区销售的是淮盐,商家大多抬价卖出,请求朝廷平准物价。”清廷命两淮盐政使高恒去湖广商议此事,完成后上奏请求按照淮商的成本,稍微加一点利息,并且进行明确规定,清廷同意了他的建议。不久加封加太子太保。

艺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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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李侍尧调任为两广总督。右江镇总兵李星垣因贪污获罪,清廷命李侍尧按律将其羁押,拟罪处刑。乾隆帝因为李星垣是李侍尧所举荐的,如今又对其处罚过轻,于是责备李侍尧袒护他,将其降职。不久回京署理工部尚书。

道光、咸丰年间,与程长庚、张二奎并称老生三杰或梨园三鼎甲。其子余紫云,是”同光名伶十三绝”之一。其孙余叔岩为京剧”余派”老生创始人。

王尔烈主持三江(江苏、浙江、江西)会试,民间有关东秀才王尔烈“压倒三江”之说。三江地区文化发达,江南才子侍才自傲,目中无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王尔烈以“学而时习之”为题让考生连做三篇文章,第一篇还好,第二篇、第三篇都难住了,自感江郎才尽,文不成章。考生不服,给他出一对子:“江南千山千水千才子”,王尔烈回:“塞北一天一地一圣人”。考生:“万瓦千砖百日修成十字庙”,王尔烈:“一舟二撸三人摇过四孔桥”。几个回合下来,考生都服气了。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李侍尧又调署刑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李侍尧再回到两广总督任上,袭二等昭信伯。

代表剧目

王尔烈还有一首打油诗:“天下才子数三江,三江不如我家乡。吾乡才子数吾弟,吾为吾弟改文章。”

用兵西南

他所擅长的剧目,以唱、做并重者为多,如《定军山》、《秦琼卖马》(或称《当锏卖马》)、《战樊城》、《鱼肠剑》、《击鼓骂曹》、《四郎探母》《双尽忠》、《捉放曹》、《李陵碑》、《琼林宴》、《朱痕记》、《乌盆记》、《摘缨会》等。
余三胜腹笥渊博,上演剧目非常丰富,其他如《沙陀国》、《让成都》、《阳平关》、《伐东吴》、《白帝城》、《磐河战》、《太平桥》、《空城计》、《金水桥》、《金沙滩》、《盗宗卷》、《黄金台》、《状元谱》、《造白袍》、《取帅印》、《桑园会》、《五彩舆》、《南阳关》、《黄鹤楼》等,为后人所效仿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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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军用兵缅甸,清廷命李侍尧向暹罗(泰国)传布檄文。当时暹罗刚刚为甘恩敕占据,李侍尧以为不宜传檄暹罗;就根据自己的意思宣谕暹罗各个部落首领,要他们秘密地侦查缅甸的军情,然后进入缅甸,擒住缅王来献,乾隆帝否定了他。丰顺乱民朱阿姜密谋起事,李侍尧派人前去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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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烈晚年从事四库全书编修工作,54岁被任命为陕西道监察御史,负责稽查陕西铸币情况和刑事案件。61岁调回京城,担任顺天府丞(北京)。72岁回到辽东奉天掌教沈阳书院,74岁因病去世。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任上。当时安南发生内乱,清廷令广西镇、道严格防御。乾隆四十年(1775年),兵部因为广东地区的民众结党起事,不过数月出了五起事故,所以追查武官的失职之罪。李侍尧上奏说:“武职是负责协助办理的,如果追查罪过会导致武官懈怠,到时会有更多乱民起事,请朝廷三思。”乾隆帝认为他说得对,并且下诏嘉奖李侍尧忠心办差。

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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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军机大臣兼职云贵总督处理“缅甸遣越州民入关为谍案”,乾隆“嘉其合机宜”。至此,李侍尧一生仕途达第一个风光峰巅。

奠定徽剧以生为主的基础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缅甸派遣腾越州民入关做间谍,被李侍尧抓获送往京师。不久向清廷建议,永昌、普洱的边界接连缅甸,每年应该派兵五千五百人,在张凤街、三台山、九龙口诸地防守。乾隆帝认为无需这样。李侍尧再次请求在杉木陇设大汛,调拨腾越的士兵五百人前去。在千崖设置小汛,调拨南甸的士兵二百人前去,两处轮驻巡防;并且分兵守虎踞、铜壁等关。这些建议乾隆帝都准许。

自清初至道光,无论昆腔、京腔还是秦腔,所演剧目莫不是以旦角为主。就”花部”戏曲而言,见于《燕兰小谱》[④]的剧名,计有《烤火》、《卖饽饽》、《花鼓》、《拐磨》、《小寡妇上坟》、《浪子踢球》、《王大娘补缸》、《三英记》、《缝胳膊》、《龙蛇阵》、《樊梨花送枕》、《倒厅门》、《滚楼》、《吉星台》、《潘金莲葡萄架》、《打门吃醋》、《狐狸思春》、《别妻思春》、《百花公主》、《擂台订姻》、《看灯》、《吊孝》、《背娃子》、《打灶王》等24出,几乎无一不是以做功为主的旦角戏。徽班也是这样,第一个进京的三庆徽班就是以名重一时的旦角演员高朗亭为其领班人。乾隆年间刊刻的《缀白裘》中所载当时流行的”花部”剧目《买胭脂》、《花鼓》、《搬场拐妻》、《思凡》、《出塞》、《探亲相骂》、《过关》、《上街·连相》、《借妻》、《看灯》、《戏凤》、《别妻》、《挡马》、《面缸》等都是以旦角为主的戏。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云南粮储道海宁上诉李侍尧贪纵营私的罪状,乾隆帝命尚书和珅、侍郎喀宁阿按律治理。李侍尧自承得道府以下都进行了贿赂,乾隆帝非常生气。下诏将其夺官,逮捕回京师。和珅等上奏拟斩监候,夺取爵位并授给其弟李奉尧。又下大学士九卿商议李侍尧的罪状,改为斩立决,乾隆帝想要宽恕他,又下了一道旨要各部商议。改为斩监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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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回乱

然而自汉戏进京之后,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演男性角色的剧目日多,尤以老生为主之剧目数量最大。于是徽剧由旦行为主迅速演变为以生行为主。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当时雄踞北京剧界的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嵩祝、新兴金钰、大景和等七个戏班,除大景和以净行任花脸为领班人外,其余六班,如三庆的程长庚、春台的余三胜和李六、四喜的张二奎、和春的王洪贵、嵩祝的张如林(亦作”张汝林”)、新兴金钰的薛印轩,均是以老生行为领班人。而大景和班中亦有梅东这样闻名当时的老生演员。《都门纪略》所载上述七班演出的剧目计有80余出,而以老生为主的剧目则占一半以上。它们是《法门寺》、《借箭》、《文昭关》、《让成都》、《三挡》、《摔琴》、《白蟒台》、《定军山》、《当锏卖马》、《双尽忠》等40余部。这其中余三胜所演见于记载的有《定军山》(饰黄忠)、《当锏卖马》(饰秦琼)、《战樊城》(饰伍员)、《鱼肠剑》(饰伍员)、《击鼓骂曹》(饰祢衡)、《探母》(饰杨延辉)、《双尽忠》(饰李广)、《捉放曹》(饰陈宫)、《碰碑》(饰杨令公)、《琼林宴》(饰范忠禹)、《牧羊卷》(饰朱春登)、《乌盆记》(饰刘世昌)、《摘缨会》(饰楚庄王)等,计13种。在6个老生领班中,余三胜所擅长的老生剧目远远高出其他5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京剧”条云:”道光后期,梨园风气突然又起变化……演出剧目随之亦改以老生为主,且都是唱功戏或唱做并重的戏,如《文昭关》、《让成都》、《法门寺》、《草船借箭》、《四郎探母》、《定军山》、《捉放曹》、《碰碑》、《琼林宴》、《打金砖》、《战樊城》、《打渔杀家》等,这些剧目至今大都还保留在京剧里。”文中列举的12种以老生为主的戏,有6种为余三胜所主演或擅演者。这说明,在徽剧由旦角为主转为老生为主的变化过程中,余三胜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撒拉尔回人苏四十三为乱,乾隆帝派遣大学士阿桂前去视察,特旨授予李侍尧三品顶戴、孔雀翎,前去甘肃管理军事。当时,甘肃冒赈案东窗事发,总督勒尔谨被治罪,乾隆帝命李侍尧代理总督。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上奏:“皋兰等州、县亏欠很多钱粮,请在现任总督以下的各官养廉银中扣除来弥补亏空”,乾隆帝予以豁免。又请求豁免除当地民众拖欠的三十万两税银。不久清廷发给他现任品级顶带,加太子太保衔。

以生为主这一局面的出现,从内容上讲,提高了戏剧舞台反映生活的能力。从艺术上看,说明徽剧声腔和表演技艺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艺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即它总是由低级走向高级,由幼稚走向成熟。余三胜等人正是遵循艺术规律的实践者。其二,统治者的干预也是原因之一。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多次三令五申禁演梆子、”乱弹”。这类剧目虽具有生活气息,清新活泼,但它们以旦角为主,内容常有庸俗、轻佻之处。而老生戏则多庄重严肃。当时宫延内又常以祝寿、庆贺为名召演员入宫承应,应召的戏班不得不注意无伤大雅,故多以老生戏来承应,所以老生戏借此机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三,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京剧形成的过程正值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这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演员们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反映或影射这种生活。而老生戏多表现重大主题,较少表现儿女情肠,更宜于表现这种现实生活。从现存京剧剧目看,老生戏多写重大题材,很少写爱情,实际上就渗透着演员对时代变化的关注与或多或少的爱国情绪,以及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憧憬。由此看来,余三胜等人的革新创造不但合乎艺术创造的规律,也合乎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要求。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广东盐商谭达元上诉李侍尧在两广任上的时候敛派公费进行贪赃,乾隆帝命尚书福康安将其羁押。乾隆帝免除了他的罪过。苏四十三起义被平定之后,乾隆帝多次下谕李侍尧秘密查看新教的回民。不久,田五等人再次起事,李侍尧与固原提督刚塔逮捕了田五。又过了不久,田五的党徒又攻打靖远。当时李侍尧驻扎在靖远,令刚塔带兵前去弹压。叛乱很长时间没有平定,乾隆帝命大学士阿桂、尚书福康安前去平定。结果渭城失陷,西安副都统明善战死,叛贼占据了石峰堡。乾隆帝责备李侍尧渎职怯懦,于是将其夺官,仍在军效力督饷。不久李侍尧督兵前去伏羌。福康安到了军中之后,揭发了李侍尧玩忽职守的罪状。将其逮捕到热河行在。诸王大臣按律治罪,拟罪为斩立决,乾隆帝下令改为斩监侯。乾隆五十年(1785年),下谕将其释放,署理正黄旗汉军都统、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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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平台

湖北江陵的民众上诉知县孔毓檀贪赃冒赈,清廷命李侍尧前去治理。李侍尧查验之后上奏说孔毓檀没有贪赃,只是救灾迟缓。清廷命李侍尧署理湖广总督。不久,被实授为湖广总督。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入朝觐见乾隆帝,同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清廷调李侍尧为闽浙总督,驻留在蚶江。当时前闽浙总督常青率军渡海去台湾,李侍尧认为兵力不足,调广东、浙江的兵马前去帮助。又考虑到叛贼占据笨港会抢劫抢劫粮械,调拨绘船分别防卫鹿耳门、鹿仔港。乾隆帝嘉奖李侍尧调度有方。因为叛乱持久未平,乾隆帝认为常青非将才,命福康安为将军前去台湾领兵。并寄谕常青回到福建,等福康安到了之后,再筹划进攻。李侍尧怕常青透露了朝廷的旨意,导致人心惶惑,于是秘密寄发,并上疏请罪。乾隆帝非常高兴,嘉奖他“深合机宜,得大臣体”。赐给他双眼孔雀翎。福康安弹劾提督柴大纪,乾隆帝责备李侍尧徇私枉法。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李侍尧也弹劾柴大纪贪赃的罪状,并自请治罪,乾隆帝宽恕了他。台湾平定之后,清廷命他仍然袭伯爵。平定台湾后,清廷在台湾建了福康安等人的生祠,命李侍尧居福康安、海兰察之后,以示优隆。乾隆帝再次下命将其图像挂于紫光阁,位列前二十功臣。同年十月病逝,谥恭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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