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就传来王丹凤去世的消息

林白水(1874—1926),汉族,福建闽侯青圃村人。中国著名报人,新闻工作者。

王丹凤,2018年5月2日凌晨,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4岁。

1872年4月30日,英国商人安纳斯脱61美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名叫《申报》的报纸。美查是想用办报纸赚点钱,来弥补做生意的损失,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办成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的报纸。

光绪年间

而就在昨天,小编还在中国电影史上十大绝色女星
胡蝶周璇王丹凤林青霞杨丽坤夏梦这篇文章中,专门提到王丹凤这个绝色女明星,却万万没想到,时隔不到24小时,就传来王丹凤去世的消息,怎不令人痛心?

在这以后,特别是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各种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报纸的发达,催生了一种叫“记者”的职业出现。虽然现在记者总被笑称“妓者”,可在民国时期,记者不但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迈,还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风骨。在面对生杀予夺的权贵军阀时,不少记者更是以其铁骨铮铮、毫不退缩的硬汉姿态出场,在新闻史上写下极具光彩的一笔。

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为师。

今天,小编想给大家说的是,这个著名的大明星,她浪漫美好的爱情故事!出来她绝美的容颜,和高超的演技之外,王丹凤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是小编最为赞赏的!

黄远生与袁世凯的攻防战

1898年,应林启之邀,赴杭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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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应该被提到的民国记者必须是黄远生。算起来,他从事新闻行业总共才3年多时间。用现在的眼光看,在新闻行业干3年,基本上还是处于摸爬滚打阶段的“新兵”。可就在这3年时间内,黄远生创造了多项“第一”: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第一个使用“通讯”这种新闻题材并将之打造成中国新闻界的品牌,同时,他又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学的首倡者之一……最后,他是中国第一位被暗杀的独立记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传禁烟,倡导破除迷信。

王丹凤是标准的古典美人,俏丽的脸庞,精致的五官,大眼睛,高鼻梁,樱桃小嘴,还配上时尚的发型,曾经为几代人所倾倒。对于这样一个漂亮又洋气的女明星,在很多人眼里,她的一生一定充满各种花边新闻。但事实上王丹凤却真的没有!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一生只谈过一次恋爱。而这个人,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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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返福州,与表兄弟黄翼云、黄展云等创办全省第一所新学——福州蒙学堂,在校秘密组织“励志社”。后到上海与蔡元培、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社”和“爱国学社”,出版《学生世界》杂志。翌年,赴日本留学,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拒俄排满活动,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夏返沪,与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十二月,以“白话道人”为笔名自办《中国白话报》,公开鼓吹以暴力推翻帝制。

1950年,25岁的王丹凤,从香港回到上海,决定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贡献力量。而随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一个追随者,这个人,就是柳和清。身为上海滩国泰影业公司老板柳中亮的公子,柳和清喜欢王丹凤的纯真质朴,自从见到王丹凤起,就对她穷追不舍。在当时,追求王丹凤的人有很多,但王丹凤感动于柳和清的专情和体贴,终于在两人相爱七年之后,答应了他的求婚。两个人在1951年元旦这一天结婚,一生养育了四个女儿。

黄远生干过很多牛逼事,其中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当属与袁世凯的“攻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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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业只有短短3年时间,但靠着大量新闻通讯和时政评论,黄远生在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在筹备称帝的袁世凯所垂涎不已的。因此,袁世凯不顾黄远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自己,也要想方设法把他笼络到旗下。此为一箭三雕之策:一是少了一位劲敌,二是多了一位旗手,三是获得礼贤下士的雅名。大约是1915年秋天,袁世凯下达聘令,“聘请”黄远生担任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这份报纸是袁世凯的御用报纸。

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任《警钟日报》主编。

结婚之后,跟所有的小夫妻一样,也会有矛盾和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但每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作为丈夫的柳和清总是绅士般地选择让步。而且,每次王丹凤拍片,柳和清总是担当王丹凤的“专人”摄影师,为大家留下了王丹凤许多美丽的倩影。为此,王丹凤非常“依赖”自己的丈夫,就连她穿的衣服,也都是柳和清承包下来。王丹凤说:“他替我买衣服都不需要我去的,只要他看好了,就一定合适。”

对于袁世凯这种近于“霸王硬上弓”的“聘请”,黄远生虽然很反感,却也不敢明言拒绝。谁想袁世凯得寸进尺,派人对黄远生说,如果他写文章鼓吹帝制,必将得到10万元的润笔费和部长职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有人说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学的第一人”。他先后与宋教仁、孙中山结识,开始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孙中山曾书“博爱”二字相赠。后入光复会。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万里回国,任福建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和共和党福建支部长。民国2年(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次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万里回到福建。

1952年,王丹凤加了入新组建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出演了《护士日记》、《女理发师》、《家》、《桃花扇》、《儿子、孙子和种子》等多部影片。尤其是在在《护士日记》中,她扮演的女护士简素华在哄孩子入睡时,轻轻唱起了摇篮曲《小燕子》:“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这首由王丹凤亲自配唱的插曲,不仅受到小朋友的喜欢,更成为几十年来经久不衰的经典儿歌之一。

钱和权,都是常人所追求的好东西。此时的黄远生是何种心态,我们已经无从仔细揣摩。不过,在这之后,黄远生的确写出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对于帝制之意”的文章。

民国时期

就这样,王丹凤凭着自己的刻苦和努力,以高超的演技获得大家的认可,成为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之一。

袁世凯不满意,派人逼迫黄远生重写。这就把黄激怒了。9月3日,他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途中写出《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公开决裂。到上海后,他又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连续9天刊登启事,宣布解除《亚细亚报》总撰述一职。

民国4年(1915年),再度入京,附和袁世凯称帝,被袁委为参政院参政。

在当时,柳和清是上影厂的摄影师,并已经担任上影厂宣传科长,并参与创办了闻名遐迩的《上影画报》。但是在特殊年代,他却因为是“资本家的后代”,而受到了残酷批斗。至于王丹凤,因为没有及时与“资本家的后代”划清界限,而同样惨遭厄运。

10月24日,黄远生为了躲避袁世凯及其党羽的纠缠,远走美国。不幸的是,作为一名远离党派之争的独立记者,黄远生不但抨击袁世凯,而且也曾经多次批评国民党,因此,这两派都不待见他。当黄远生来到旧金山后,由于当地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的名称)并不知道黄远生与袁世凯决裂的消息,误以为是后者派他来美国鼓吹帝制,就派出刺客暗杀了黄远生。

民国6年(1917年),帝制取消,林重操旧业,与友人合办《公言报》,任主笔,敢于讲真话、揭露真相,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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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黄远生年仅30岁。

民国8年(1919年)初,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

当时,就有人劝王丹凤说:只要你跟你丈夫划清界限,我们保证不再批斗你,让你安稳过日子。但王丹凤却严词拒绝!她说:“我凭什么背叛他?他对我那么好!”

顺便说一下,该案到70多年后才水落石出。原来,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打死了黄远生。有证据显示,林森有可能受到了孙中山的号令。

民国10年(1921年)春,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自任社长,以白水为笔名,发表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翌年遭查封,入狱3个月。出狱后,《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出刊。

王丹凤说:夫妻之间,不能共患难,那还叫夫妻吗?

邵飘萍:枪毙也不要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

1923年10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的文章,报馆又遭封闭,林白水再次入狱。出狱后,是年4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撤出北京时,《社会日报》著文称赞国民军。

见王丹凤如此“不识抬举”,那些人便给王丹凤扣上许多莫须有的帽子,进行轮番批斗和审问。

邵飘萍与黄远生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对新闻有着创造性的贡献:后者创造了通讯这种体裁,后者把新闻采访当成一门学科搬进了北京大学教室;他们都对同时期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进行过报道;他们都是无党无派的独立记者,没有特殊的权力作为后台;他们对当权者的新闻监督都不留情面,十分尖锐;不幸的是,他们都死于非命,而且遇害时都相当年轻。黄远生年仅30岁,邵飘萍也只有40岁。

1926年奉鲁军进入北京后,以”讨赤”为名镇压爱国运动,4月21日在《社会日报》登载《合肥政治闭幕》时评。他曾在报上自白“我这些说话,是着眼在国家利益,社会安危,与军阀个人,哪些党派,可是毫无关系”。

但无论发生什么,哪怕是最压抑的日子,她依然和自己的丈夫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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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5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当晚遭军阀张宗昌逮捕,翌晨被杀害于天桥。北伐成功后,由林森等资助扶柩回乡安葬。有《林白水先生遗集》传世。

有些人说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最艰难的日子,王丹凤非但没有离开自己的丈夫,反而左右相随,更加恩爱!“那时候他最需要我,我怎能离开他?”多简单的话语!但像王丹凤一样能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所谓忠于爱情,矢志不渝,说的就是这样的夫妻吧?

邵飘萍非常擅长做采访。当时担任民国教育总长的汤尔和十分佩服邵飘萍的采访技巧。他说邵飘萍的厉害就在于“使言者无所遁饰”,即采访对象无法回避和搪塞。汤认为中国报业史上,真正能被称为是记者的只有两人,一为黄远生,一为邵飘萍。

追认为烈士

1978年,王丹凤在得到平反后,与老搭档韩非等人一起主演了喜剧电影《儿子、孙子和种子》,1980年,56岁的她,又与项堃一起主演了电影《玉色蝴蝶》。这是王丹凤为我们呈现的最后一部电影,之后,她就没有再出现在银幕上。

这里说一个邵飘萍采访的小故事。1917年,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的段祺瑞经常闹矛盾,史称“府院之争”。为了了解“府院之争”的真相,邵飘萍决定去采访当事人段祺瑞。这个采访的艰巨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原因有二:一是邵飘萍此前与段祺瑞素未谋面,没有交情;二是段祺瑞有一个“传统”,不轻易接受记者采访。但邵飘萍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有过权衡的。当时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占了上风,应该是愿意在报纸上发表见解。于是,邵飘萍选择在一个深夜登门拜访段祺瑞。果然,后者很欣然地接受了采访,两人畅谈到次晨3点。邵飘萍因此掌握了“府院之争”的来龙去脉。

1986年,民政部追认为烈士;其女(旅美华人、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林慰君捐资在故乡建立纪念堂、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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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之死,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有着直接的关系。

林白水墓

这之后,王丹凤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文化传播中去,而丈夫柳和清则在香港,开起了一家“功德林上海素食馆”,几年之后,竟然大获成功。不过因为王丹凤更喜欢上海,所以两个人又将“功德林”转让他人然后回到了上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邵飘萍对穷兵黩武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毫无好感,一有机会就对其讽刺挖苦。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在其主编的《京报》上做了一期特刊,他把张作霖等人的照片登在上面,还亲自写了点评。张作霖的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邵飘萍还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称“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位于闽侯县青圃村的林白水烈士墓,瞻仰了林白水纪念碑,并参观了林白水纪念馆陈列馆,以纪念这位中国报界先驱、革命烈士。

那时,王丹凤每天都会和丈夫柳和清牵手去散步,回到家里,他们就一起侍弄小菜园。从年轻到年迈,难得的就是这份不离不弃的陪伴。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从1951年结婚,到2016年柳和清去世,两个人一同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的65年,已属于星彩蓝宝石婚。

这可把张作霖气得吹胡子瞪眼。1926年,张作霖打败冯玉祥,部下“狗肉将军”张宗昌进入北京,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追捕邵飘萍。

林白水1874年出生于闽侯县青圃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攻读新闻学的人。林白水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一生爱国爱民、坚持革命。从1901年开始办报到1926年被杀害期间,他先后在近10家报纸从事主编、编辑和撰稿工作,是当时新闻界与邵飘萍齐名的人物,被誉为报界先驱。1985年,国家民政部追认林白水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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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邵飘萍躲进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张作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买通了一位叫张翰举的文人,把邵飘萍骗了出来。旋即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之“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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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王丹凤最走红的日子,还是特殊年代受迫害的时光,两个人一直都没有分开过。而柳和清也一直,都是王丹凤的精神支柱。正因为柳和清的存在,使王丹凤无论身处在怎样的环境,就算有段时间被迫去做缝纫工,都同样会感觉到安心。

临刑前,邵飘萍向围观人群拱手笑说,“诸位免送!”一代报人就此飘零。

可是当柳和清走了,就好像失去了她心中的主心骨。但这位优雅了一辈子的老人,没有把心中的悲恸告诉任何人。就算去年被邀请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并被授予终身成就奖,这位已经93年高龄的老人,依然会在出门时将自己的发型整理得一丝不乱,衣服也得体大方。

林白水:“骂”出来的盛名

而现在,这位老人,也随她的老伴去了!是不忍心老伴一个人太孤单吗?

前面说到“狗肉将军”张宗昌,这个外号是著名记者林白水给送的。

一早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真的很痛。直到现在写下这篇小文,只想说:王丹凤是把所有的美好都留给了我们,包括她的爱情故事。我愿她的“小燕子”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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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版本是,林白水曾经在报纸上把张宗昌讽刺为鱼肉百姓的“狗肉将军”、遇上敌人就跑的“长腿将军”。一来二去,“狗肉将军”的名号就传遍天下,以至于作家林语堂都写过一篇文章《狗肉将军回忆记》,该文收在1940年出版的《爱情与讽刺》一书中。

亲爱的各位,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吧!

其实,张宗昌是不吃狗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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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林白水以“善骂”出名,而且,他骂过的官员下场都不妙:轻者被削去官职,重者锒铛入狱。

1917年,中国曾经发生一起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舞弊的丑闻,导致局长王家俭受到调离岗位的处分。这还不能完事,最后,交通部长许世英也受到租车案的牵连,顶了个“用人失察”帽子被迫辞职。王家俭则遭到逮捕入狱。这件事情,就是林白水捅出来的。

当时的财政总长是留美博士陈锦涛。有一次,这位财政总长收受了五万块钱的贿赂,被林白水知道了,当即就发表到报纸上。陈锦涛很有自知之明,马上到国务会议上坦白此事,“自请查办”,并辞了职。可他还是没有逃脱惩处,被地方厅抓捕,经法院审判,判了徒刑。后来蒙总统黎元洪特赦,才放了出来。

与记者生涯比,林白水的“骂史”更悠久。

1904年,慈禧太后筹办70大寿,到处征集贺联。林白水便写了一副对联: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1923年,林白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赶猪运动》。文中,林白水将国会议员斥为“猪仔”,将国会称为“猪仔国会”,还给众议院院长吴景濂取了一个绰号,叫“吴大头”。

总之,林白水的一生,是驰聘“骂”场的一生。不管是正襟危坐的各色政客,还是生杀予夺的各路军阀,都被林白水骂得狗血喷头,暗无天日。不过,林白水成名于“骂”,也最终栽倒于“骂”。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率军入京。8月5日,林白水在他主编的《社会日报》上骂了张宗昌的手下潘复。怎么骂的呢?林白水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肾囊”。怕别人不懂,林白水还在文中做了解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累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

潘复是绿林好汉出身,行事没有那么多规矩,第二天就派北京宪兵司令王琦抓捕了林白水。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林白水押至北京天桥南大道,枪毙。

此时,离邵飘萍被杀仅仅100天。人们便感言:萍水相逢百日间。

当然,作为一名在新闻史上挂名的记者,林白水的本事绝不仅仅是“擅骂”。事实上,作为中国第一位留学日本专门修习新闻的人,林白水这辈子办了十多种报纸,影响都很大,如《公言报》、《新社会报》、《警钟日报》等;而且开创性地使用白话文办报,甚至一度使用“白话道人”为笔名。1904年3月,陈独秀以白话文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就深受林白水《杭州白话报》的影响。

由于林白水写的文章通俗易懂,行文诙谐,很受读者欢迎,当时的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

张高峰:令蒋介石龙颜大怒的战地记者

《大公报》是迄今为止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0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大公报》走出了很多知名记者,如范长江、徐盈、子冈、吕德润、高集、黎秀石、朱启平等,张高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高峰的成名作,是那篇描写河南大饥荒的《豫灾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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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这一年12月,张高峰被《大公报》派到河南任战地记者。

从四川到河南要途径陕西。张高峰在陕西靠近河南一带,看到到处都是流浪的灾民在沿街乞讨。到了河南的地盘后,更是触目惊心:这里已经不是乞讨了,随处可见饿死在路旁的灾民。有时候前面一人走着走着,就栽倒在地,再也不能醒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1942年,河南遭遇了“水、旱、蝗、汤”四灾,饿死了数百万人。“水、旱、蝗”灾好理解,什么是“汤”灾呢?“汤”灾,是指国民党统治河南的汤恩伯扰民之灾。发生灾难之后,汤恩伯的部队不但不积极救灾,反而趁火打劫,在灾民的头上雪上加霜。

如果仅仅是天灾倒也罢了,张高峰在洛阳、豫西、豫东、淮阳等地调查发现,虽然河南发生巨大的灾情,当地国民政府却封锁消息,不使之外露,也不向在重庆的中央政府报告。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固执地认为民间传言河南“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是谣言,他根本就不信河南发生了灾荒,因此,下令“河南的征实征购不得缓免”。这就导致了河南民众在遭遇巨大天灾的同时,遭遇了更加无情的“人祸”。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怀着义愤填膺的心情,把在河南叶县采访所得写成通讯稿《饥饿的河南》,发到重庆《大公报》。编辑王芸生把题目改为《豫灾实录》,发表于2月1日《大公报》。第二天,王芸生根据《豫灾实录》写了一篇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一通讯一社评,经《大公报》刊发后,在重庆乃至于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蒋介石看到后勃然大怒,认为该报道“危言耸听,有碍抗战”,当天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这边,汤恩伯气急败坏地以编造虚构的罪名将张高峰逮捕,并将他关押了半年,到1943年8月份才释放。

彭子冈:新闻战线上的“女剑客”

撷得鲜花蜜尚甜,

北城静卧女中贤。

一支塞外江南笔,

无语情伤五六缘。

这首诗中的“女中贤”,写的就是彭子冈。作为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几位女记者之一,彭子冈以大量鲜活生动、有棱有角的通讯,成为当时新闻战线上的一名“女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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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冈是“文青”出身,中学时代就得到叶圣陶的赏识。1936年,她进入上海《妇女生活》杂志社,担任助理编辑,从此便与新闻事业有了21年的不解之缘。

作为记者,彭子冈有着鲜明的个人特性。当她在重庆《大公报》做记者时,有一次要赶出去做采访。因为路途远,时间紧,她跟同路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商量,搭他的便车。潘公展开始满口答应,后来却爽约先走了。彭子冈当即就发飙了,“这样当面承诺转眼就不算数,尽说狂话,那以后他要向我们记者发表谈话时,我们也当他‘狂话’报道好了。”

潘公展何等人物?他可是当时的重庆新闻文化界的“一霸”。《大公报》的总编辑见了他都得谦让三分,恐怕也只有彭子冈,才敢这样不留情面地数落他。

后来,潘公展找了一个机会,为这件事向彭子冈道了歉。

曾经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他有一个外号,叫“哈哈孔”,形容其行事左右逢源,不走极端。这个外号,据称与彭子冈有关。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年秋天,孔祥熙在一次集会上谈起了营养运动。他饶有兴致地说,“不用担心中国粮食不足,只是人们吃得太多太浪费了,建议大家多吃糙米,那是含有维他命ABC多种营养的食品……”

就在孔祥熙说得正起劲的时候,彭子冈站起来打断他的话,说,“这几年,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老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仁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谈一下养生之道?”

孔祥熙立即愣住了,他没办法回答,只能是打起了哈哈,“哈哈,哈哈,散会。”

“哈哈孔”从此成为孔祥熙的外号。

龚德柏:双枪镇住国军名将

民国记者多奇葩,龚德柏更是奇葩中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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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德柏是湖南人,少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就干起了记者的活儿,并潜心研究日本问题。1921年,他翻译了两本日本书籍《菊之根兮》和《蹇蹇录》。龚德柏在序言中大胆预测,“中日必有一战”。这时,与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还有10年。由此可见龚德柏惊人的预测能力。

龚德柏之成名,却是因为他的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说,以至于人称“龚大炮”。顺便说一下,孙中山也被人称为“孙大炮”。两者在敢于说话方面,还真是可以“惺惺惜惺惺”。

当时,先后被暗杀的邵飘萍和史量才在新闻界很受推崇,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而死。但龚德柏不这么想。他公开发表文章,说邵飘萍拿卢布,史量才拿日元——这两种行为,都是当时非常犯大忌的事情。

不过,这与后来龚德柏骂孙科,还真是小巫见大巫。

1948年,国民政府曾经搞了一次“总统”选举。程潜与孙科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程潜是湖南人,与龚德柏是老乡。老乡当然要帮老乡了。怎么帮?骂。

那时候,龚德柏正好主持《救国日报》,掌握了舆论机器。于是他利用这种报人身份,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孙科贪污受贿。这当然是莫须有的指控。大家知道,孙科是孙中山的后人,还是有点雅量,对于龚德柏的文章自然一笑置之。

可是龚德柏却得寸进尺,在报纸上以百姓来信的方式说孙科玩女人,用黄片来招待外宾,还曾经因此事被孙中山打骂。这可不不得了了。两位国军名将:张发奎和薛岳,当即率领60国大代表去砸报馆。

张发奎和薛岳是何许人也?前者是北伐战争时期大名鼎鼎的“铁军”创始人(叶挺是其部下),官也做得很大,一路从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方面军司令官,一直做到到陆军总司令。后者在抗战期间有“战神”之誉,发明的“天炉战法”,消灭了大量日军,美国总统杜鲁门给他颁发了一块自由勋章。

到了报馆,国大代表们见人打人,见物砸物。报馆里的人也毫不含糊,举起板凳椅子反抗。这时,张发奎和薛岳准备上楼活捉龚德柏,却突然被后者用双枪指住——两人顿时傻眼了。身经百战的名将,就这样被一名书生镇住了。最后只能是骂骂咧咧几句,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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